[ 如烟往事 ] 　　■ 宾 国 　　这些年，老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每次回泌阳，吃喝总是免不了的，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让我吃得望而生畏，喝得一塌糊涂。末了，却总是感到乡情未尽，好像少了些什么。 　　今年三月，万木复苏，春暖花开的曰子，我又回到了泌阳。闲暇之中，在一位学友家吃了一顿刚出锅的热红薯，沙瓤，红心，咬一口蜜甜蜜甜。故乡那独特的冬窖红薯，一下子勾起我无限的情思。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吃来吃去，没有吃到的是故乡的热红薯，让我总感到乡情未尽的是，忘不掉的红薯情。 　　小时候家居县城，老衙门口卖白面蒸馍的王五，东关南馆卖红薯芋头的马六，是一个等级的小商，“刚出笼的白面蒸馍”的叫卖声，“热的红薯芋头”的吆喝声，彼此并无高低贵贱的差异。只是到了后来，漫山遍野地都成了红薯，红薯才掉下价来。 　　红薯，北京叫白薯，山东叫地瓜，四川叫红苕，也有叫红芋、山芋、番薯的。泌阳的红薯分春，秋两种。农历二月，过罢惊蛰，勤劳的农民便把沤好的牛粪掺和好，把选好的红薯母埋进去，浮头再盖上草栅。过不了许久，一池茂密嫩绿的秧苗便破土而起，清明前后把这些秧苗移栽到拢起沟梗儿的大田里，只需翻几遍红薯秧，清除杂草，请等秋后刨红薯了。秋红薯也叫麦茬红薯，种起来更方便，只需要把春红薯秧剪成小段，看好天气插到麦茬地里就是了。红薯高产，亩产几千斤，对气候土壤等条件要求也不高，管理又简单省力，因此，五八年大跃进，为了实现高产指标，突然之间，山坡地，低洼田，人民公社的沟沟坎坎到处栽上了红薯。人们以为共产主义到了，公社社员走哪吃哪。到了秋后，丰产不丰收，大片大片的红薯没人收获，学生的口粮，就凭着一张纸条，到地里挖红薯抬回来交伙房。 　　那年，我考上泌阳一中初中部五五班，班主任是一位刚从唐师毕业的年轻教师。第一次出现在讲台的时候，他严肃地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率万民为祖国报孝，为革命不怕牺牲”，让我们猜，我们当然猜不着。他得意地望了望大家，返身在黑板上板书了三个漂亮的粉笔字，党忠良，从此，我们这些调皮学生，背地里叫他帅老师。 　　党老师经常带领我们去挖红薯，打个收条给生产就算了事。有一次，县里来检查学生伙食，党老师领着我们，蒸，炸，煮，炒，竟然做出了红薯丸子，红薯糕，红薯丝，红薯条，红署片，等等，二三十种菜，装满盆碗碟盘摆放地上，一大片。如今，想来想去，却记不全都是些什么花样，模糊地记得有一碗油炸红薯叶令人眼馋。红薯叶不如芝麻叶，好年景是没有人吃的，可是裹上面粉放在油锅里一炸，那就很好吃了，有点像曰餐里的甜福罗。检查团来的那天，我们在教室门前，盯着自己做的红薯菜，虎视眈眈地席地而坐，司务长孙百禄老师一声哨响，一地的菜肴便被一扫而光。检查团的女团长感慨地说：“还是红薯好啊！遂平县种小麦亩产七千斤放了卫星（吹牛），我们县种红薯亩产万斤不封顶（准备吹大牛），也要放卫星。你们一中以红薯为纲，几十样菜百花齐放，同学们吃得真香，吃红薯也是可以放卫星的么！”以后的日子里，红薯便成了伙食的一切，只是再也不见那些“放过卫星”的红薯炒菜了。蒸红薯吃多了烧心，吐酸水，伙房便烧了秦椒水，每班一笼蒸红薯一盆秦椒水，吃红薯吃得闹心，日子越过越难了。 　　三年困难时期，红薯更为重要，人们说，“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至于“这村到那村，吃的红薯根；这门儿到那门儿，吃的红署葶儿；这家到那家，吃的红薯叶。”连红薯都吃不上的日子，就近乎悲惨了。五九年的深秋，我家住在王店街，傍晚，去下湾农机站看望爷爷，回家的路上饥肠辘辘，忍无可忍，看看周围没人，抓了一把晒在房坡上的红薯干，尽管霉斑点点，还是充了饥，那样子有点像贼。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是也。 　　六二年以后，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红薯在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六四年进京读书，据说是周总理关心青年学生，批示一个月伙食费十五块五，我们这些山沟里走出去的穷学生，天天吃白面蒸馍，还有一份带肉的炒菜，好像每天都在过大年。红薯也就渐行渐远了。 　　这些年，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吃腻了大米白面大鱼大肉，回过头来，粗粮野菜又成了时尚。前些日子，据说是日本引进的紫色红薯，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宴席大餐，不过，我怎么也吃不出纯正的红薯味来。看来，还是老祖宗留下來的红薯好。一位河南籍的老板在海南租了一块地，正在试种新品种的河南红薯。我告诉他千万别丢了河南味。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出土就是泌阳的“冬窑红薯”。 　　但愿如此。红薯，这救命的红薯，不再只是留在记忆中的童趣和辛酸，它会以新的魅力，伴随着人类的健康走向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