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琼剧院三团正在反复排练、彩排的古装琼剧《钟崖州》，主角是真实存在的海南明代先贤钟芳，剧中他与才女“杜玉琪”的爱情故事纯属艺术虚构，但戏里的“邵铨”，在历史上确是钟芳的莫逆之交，而且同时考中举人，一起赴京会试。 　　尽管艺术不能等同于生活真实，但历史上被誉为“钟进士”、“钟崖州”的钟芳，不仅是一位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官员。 　　如今，通过拜读钟芳为同窗邵铨、恩师纪纲正、同僚王阳明等人撰写的祭文和墓志铭，让人为之动容，也能看到钟芳是一个性情中人。 　　明代的海南，文化和教育达到了巅峰，科举人才济济。在这些人中，钟芳（1476-1544）处于上承丘濬，下启海瑞的地位，时人称他为“钟进士”、“钟崖州”，他遗留下来的诗文，不但能够勾画出明时琼州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轨迹，也让后人看到这位“岭海巨儒”丰富而真挚的情感世界。 　　钟芳与恩师纪纲正、同窗邵铨、同僚王阳明之间的情谊，尽皆诉诸简洁而不失细腻的笔触，今人读来，依然能窥见其理学思维之外的真性情。 　　忆亡友 　　正德五年（1510年）正月十二，身居京城的钟芳从一位来自桂林的人口中，得知他的好友邵铨（字均衡）死在广西中部的来宾任上，哀痛不已，几日几夜无法入睡，抑郁之情，难以抒怀，写下了《祭邵均衡文》，追忆往事，感慨颇多。 　　“予与君虽则异姓，情侔昆弟，自束发以还，靡有携贰。”钟芳与邵铨虽不同姓，却情同手足，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从未有过离心之事。在崖州（今三亚）读书时，邵铨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不但体现在言论层面，而且付诸道义行为，如排解纠纷和乐于助人等等，连当时主政崖州的官员都深受感动。 　　收录在康熙《崖州志》中的一个故事，最能说明邵铨品德之高尚，不仅很仗义助人，而且能宽恕别人。 　　邵铨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到京城参加考试，有一位姓时的昌化人当时也住在京城，但已花光了盘缠。邵铨心生怜悯，但又没有能力周济他，于是带着那位姓时的人，找到参加考试的同乡借了几十两银子，说好回家后再还钱。岂料返乡后，时某竟然负约赖账。作为中间人，邵铨却慨然倾尽家财替他还债，脸上“全无难色”。 　　邵铨的更多履历，见于钟芳早期所写的《赠邵均衡掌来宾教序》。 　　弘治辛酉（1501年），钟芳和邵铨双双参加乡试，同时考中举人。正德戊辰（正德三年，1508年），他们又一起上京会试，钟芳以二甲第三名，即排在进士榜第六名的好成绩，进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一时间名动京师；邵铨落榜，以举人的身份到荒凉、落后的广西来宾任教谕一职。从此，这对好友天南地北，相隔万里之遥。 　　可是，时隔不到三年，钟芳就闻知邵铨卒于任上的噩耗。以钟芳1510年正月获悉好友的死讯推算，邵铨当是在此前的1509年下半年就已病故，按他们是同龄人计算，邵铨阳寿不过30出头，而他们的交情就有30年之久。邵铨死时，儿子还很年幼，便要为他扶梓回琼。 　　1514年，想起亡友，钟芳又写了五律《哭邵均衡（二首）》，诗句除了抒发怀念之情，还是对邵铨才学和品行的肯定。 　　谊交三十载，夷险实同途。命薄时终蹇，人亡道益孤。伟材名宪识，归梓稚儿扶。一片伤心泪，频挥眼欲枯。　　 　　金台梅落侯，分手向来宾。孤邸思君苦，双鱼寄客频。官卑名未减，行洁志堪伸。何意龙蛇岁，长徂不及新。 　　悼恩师 　　明代的崖州地区，文教渐兴，人才辈出。当时有位科考不得志的读书人纪纲正，归隐田园，育人为乐，自号“东崖”。用钟芳的原话来说是“崖之学者多出其门”，足见纪纲正在崖州地区的影响力。 　　弘治十八年（1505年），纪纲正卒于家中，享年58岁，其长子纪守诚造访钟芳，请他为父亲撰写墓志铭文。此时的钟芳已中举，3年后才赴京赶考。钟芳深感自己作为纪纲正的后期弟子，并不全然知晓先生的履历，但纪纲正的人品、学问，钟芳却是从中受益最深，于是义不容辞，潸然写下《东崖先生纪公墓志铭》，洋洋千字，记述先生的行略。 　　钟芳的成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也有这位名师的点拨和赐教。在钟芳的另外两篇文章《祭东崖纪公文》和《祭纪东崖文》中，对纪纲正教书育人的方法十分欣赏。 　　纪纲正不但重视教授学问，还十分注重培养礼节，不急功近利，“先礼节而后文艺，务敦本实而不急其名”，提倡“素质教育”。纪纲正不但是当时崖州的名师，而且声名远播，琼台守帅甚至慕名重金聘请他到府城教育自己的子女。 　　在1514年所写的《祭纪东崖文》中，钟芳对纪纲正的评价很高：“先生积学渊宏，秉心刚毅。怀玉不售，卒老遐荒。”并对纪纲正的苦心栽培，感恩不已，“每阅鄙文，误蒙奖许。岂惟成物之效，实荷知己之明。兹叨宠荣，敢忘攸自？”从中也可以看出，纪纲正还是一位善于赏识和激励学生的好师长。 　　缅大师 　　正德三年，即1508年，钟芳登进士科的这一年，刚好是“心学”大师王守仁（即王阳明，北宋陆九渊心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贵州“龙场悟道”，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同一年。如果他们没有任何关联，按说这样的巧合并不能说明什么，可是上天的安排偏偏让他们有一段相识相交的机缘。 　　在翰林院不久，钟芳便因不合流俗而被贬为宁国府（在江南，地跨今江苏、安徽、浙江等省）“推官”。由于精于吏治事宜、能破陈年积案，钟芳远近闻名。正德七年（1512年），钟芳升为漳州府“同知”，不久代理知府。其敢作敢当，在平定漳州寇乱、整治考核官员和捉拿豪强恶霸等方面都有所作为。 　　正德九年（1514年），钟芳升为南京户部“员外郎”，后又到南京吏部任职，然后转为“考功”，负责甄别官吏的优劣。正德十六年（1521年），钟芳升任浙江“提学副使”，考核生员以“敦行力学”为上。这很像纪纲正的风格，可见恩师对他的影响何其深远。 　　嘉靖二年（1523年），钟芳升为广西“右参政”，为官府平定多处叛乱提供了不少计策。尤其是在嘉靖四年（1525年），钟芳亲自下文征召数十只小客船，打通了当地断藤峡阻隔近70年的交通。后来，有个部落再次叛乱，久征不下，朝廷命令王守仁领兵征战，钟芳又献上“分置土官”之策，不动一刀一枪就平定了反叛。 　　钟芳除了在广西与王阳明共事外，此前的正德五年至十一年（1510—1516），两人在江西、南京也应有过交往。1529年，王阳明在江西南安逝世后，钟芳曾撰文缅怀他，自称：“某岭海末学，忝在交游，宦迹所经，每亲绪论。” 　　在祭文中，钟芳指出王阳明的学说“求言自近，实践精思，力排多闻，专务守约”“贰于程朱”，“于程朱之说每多龃龉”，但同时又承认“存诚涵养，正惟孔氏家法，要其指归固不出程朱范围内也”，“盖其过激处于圣教未尝损，而鞭辟近里处于学者则有益也”，从而主张“退而取其大旨，略其异同，循其所可循，而不辨其所不必辨”。对王阳明的评价非常客观和中肯。 　　海南文史专家周济夫说，王阳明“心学”对程朱学派的大胆异议，特别是它所带有的思想解放的锋芒，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反对他的人固然很多，而赞同和追随他的人也为数不少。钟芳作为一名笃信儒学的士大夫，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朱熹和陆九渊都主张先知后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钟芳则说“知以利行，行以践知”，“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学无大小，以行为本”，更加强调实践的意义。 　　周济夫认为，钟芳的理学思想出入于程朱和陆王之间，欲取两者之长而融会贯通，追求实学的趋向比较明显，在部分士大夫醉心于“心性”之学的明代，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广西平乱之后不久，钟芳调任江西左布政使。嘉靖九年（1530年）升任南京太常侍卿，第二年兼任国子监祭酒。十一年（1532年）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次年改任户部右侍郎，奉旨总督太仓，奏请朝廷赈灾抚民，缓和了灾民因干旱引起的困苦。十三年(1534)年告老退乡，迁居琼山府城，足迹不及公门，不为私事干政。 　　钟芳不但留下大量具有文学、学术和历史价值的诗文，还著有《学易疑义》和《春秋集要》二书，后被列入《四库全书》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