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经典海捞收藏———象牙 　　象牙，温润如玉，洁白细腻，坚硬而有韧性，笃厚而显灵秀。 　　这件象牙1990年代末出水于西沙。当年，海南省文体厅协同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西沙水下考古队，以西沙北礁为主要考古发掘地点，并对华光礁、石屿礁、银屿礁古代沉船遗址进行了水下发掘。 　　考古队除在三个遗址发掘出大量南宋和明代瓷器标本外，还在北礁发现象牙等珍稀标本。这些象牙来自哪里？是中国船队下西洋时的货品，还是返航时的舶来品？ 　　瀛海栖象600年  　　据琼海潭门渔民讲，他们早期在北礁捕鱼作业时，曾发现沉船遗址有堆积如山的乌黑圆木，其间散落有少量象牙。 　　史书记载，唐宋两代至元朝，我国的航海事业空前繁荣，至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把海外贸易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浙江绍兴人马欢当年随郑和下西洋，访问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后，他整理撰写的《瀛涯胜览》成为研究郑和航海壮举的重要文献。马欢在“占城国”一节中写道：“犀牛、象牙甚广。”“常将犀角、象牙、伽蓝香等进献朝廷。”在“暹罗国”（即今泰国）一节中又说：“其国产黄速香……并象牙。”  　　明代学者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详细描述了真腊国（今柬埔寨）、爪哇国（今印尼）、满刺加国（今马来西亚南部）等地，遣使向大明皇帝进献象牙等物品的过程。 　　依明时皇威，诸国进献方物，往往搭乘大明船队晋京，返程再乘明船回国，或者受赐海船依附中国船队回国守土。 　　15年前，西沙水下沉船遗址被发现时，有一个特点，凡是有乌木堆积的地方，必有象牙，但基本没有瓷器，而有瓷器的遗址，则没有乌木和象牙。这一现象，合理解释了两个问题，一是有瓷器的遗址，必是中国船队下西洋的沉船。二是有乌木和象牙的沉船，无疑是中国船队返程时的舶来品。鉴于早期象牙和乌木沉船遗址，散落有一定数量的永乐通宝钱，并经有关专家科学分析，此象牙应为郑和船队遗珍。 　　而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即有非洲象牙、波斯银盒等，也有力见证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犀象异珍奢靡风 　　郑和七下西洋，亚非诸国除委派使臣搭乘中国船队向大明皇帝朝贡以外，还与时俱进，广泛开展海上贸易，史称“朝贡贸易”。 　　犀角、象牙等域外珍宝，诸国朝贡固然可以满足皇室所需，但民间冀望只能由海外贸易补遗。 　　永乐时期，中国的影响力和先进技术位居世界强国之列。亚非各国对中国的金银制品、铁器、丝绸、瓷器等求之若渴，在海外供不应求。郑和船队每到其地，“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郑和船队将从各国贸易来的“番货”，暂存临时城垣仓库，驻兵看守，其余船队则往返各国之间，广泛易货。待货盈风顺，则扬帆回还。 　　占城国与郑和船队“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甚爱之。”以淡金、犀角、沉香、象牙换易。爪哇国则“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其他国家也如此易货。 　　明朝海上贸易的兴旺发达，还带动了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当时，从海上通过珠江，宝船可直接到达广州城内的大德路，这里也就成了犀角、象牙的集散地。 　　广州牙雕享誉世界，则肇始于此。至今，大德路还有“象牙一巷，象牙二巷”、“象 　　牙北街”的地名，专营象牙工艺品。 　　至清雍正、乾隆时期，奢靡汰侈的象牙制品，已引起清朝皇帝的反省。雍正十二年，雍正传旨：“着传于广东，今后象牙席，不必再进。”并于1734年4月25日御批广东巡抚杨永斌：“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则从此摒弃勿买。” 　　象牙堪比黄金的市场价值，引发了人类疯狂劫杀大象的悲惨一幕。如今，联合国已将大象列为濒危动物，予以保护。逝者如斯，涅而不缁。 　　牙梳欹鬓月生云 　　《诗经·尔雅》上说：“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说明在公元前六世纪，我们的祖先已开始把广东一带的象牙赋予诗意的赞美。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即出土了象牙雕花牌饰。魏晋时期，广州的象牙工匠即掌握了象牙席的制作工艺。至唐代，因广东一代的野象牙小而红，是制作笏板和印章、梳具的首选材料。 　　唐宋时期，仕女在发髻正前方的额发上，横插一把玳瑁或象牙梳子，是彼时很雅致的扮相。唐代的壁画、绘画作品即已了然，《宫乐图》便是其一。宋人吕胜己的《鹧鸪天》有诗赞美说：“日日楼心与画眉，松分蝉翅黛云飞。象牙白齿双梳子，驼骨红纹小棹篦。”两把皎白的象牙梳子，点缀在染红的驼骨梳子两侧，真是十足的妩媚。 　　毛煕震的《浣溪沙》写得散漫：“慵整落钗金翡翠，象梳欹鬓月生云，锦屏绡幌麝烟熏。”象牙梳从乌黑的发髻中散射白光而出，有如明月涌出暗夜的黑云，令人浮想联翩。想必这也是唐朝人富有情趣的生活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