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作者对“文协”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之上。在这一前提之下，作者将此前处于散乱状态的史料工作予以系统化，并通过自身全面而细致的历史考辨工作，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文协”的历史形态，填补了“文协”研究的史实空白。

　　不过，《“文协”》一书的“基本史实”清理虽值得称道，但仅凭这一点，尚不足以体现它的全面价值。《“文协”》的作者段从学，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史料工作者”，除了发掘“文协”的历史内涵，他还试图建构“文协”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文协”》前半部分对基本史实的考辨，一直伴随着作者对“文协”历史本体意义的深刻思考；后半部分对“文艺运动”的阐释中，历史考辨工作也在一以贯之的延续。将“历史考辨”与“文学阐释”两者很好地融汇成一套和谐统一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了“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 段从学的《“文协”》因此而不仅仅是对既有文学史知识的补充和增加，更为我们审视这个“文学史”框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维度。

　　《“文协”》对“文协”基本史实的考察虽然也展示了作者历史“考辨”的扎实与细致，但“考辨”本身并不是本书的旨归所在。作者的目标，乃是从历史本体的意义上探究“文协”的存在。《“文协”》一书的“考辨”因此而处处可见研究者的主体性，并未拘囿于简单的史料钩沉。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充满主体性的“考辨”工作，作者为我们呈现出的“文协”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动态历史存在。段从学的研究，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现代文学的“社团研究”和“文艺运动”研究两种基本学术范式。作者将“文协”和“文艺运动”错综复杂地关联在一起，建构了更为立体的历史景观。《“文协”》在填补基本史实“空白”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文协”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事实上，“文协”对本书而言只是作者研究的出发点，而非最终归宿。作者在对“文协”基本史实的考辨中，更关注其作为一个文化组织的存在状态、运行机制和历史流变。就此而言，作者真正的研究基点其实是“历史观念”和“文化权力”这类更为深刻的历史概念。这里要补充的是，研究者通过“历史观念”和“文化权力”把握历史，也打通了历史与文学之间学科畛域。

　　《“文协”》历史“考辨”所具有的理论阐释能力，不仅体现在对微观文学现象的考察中，也融入了作者对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宏观把握，为我们呈现了“文艺运动”在抗战时期的独特性格。作者一方面是围绕“文协”自身的存在状态和运行机制来观察和总结抗战时期“文艺运动”所具有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独特性放在“新文学传统”这个更为宏阔的参照系中予以观照。在这个宏阔的学术视野中，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就不再禁锢于封闭的“断代史”结构之中，而是构成了历史链条上的一个有机环节。作者通过“文协”研究而形成的阐释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文协”研究，在更大的范围内有了自身的效用和价值。

　　综上所述，《“文协”》一书是一部极具开拓性的学术著作。作者一方面遵从非常严格的史学研究规范，展示出自己极为扎实的考辨功夫。另一方面，作者也始终对文学研究的本旨有自觉的认识，从而使历史能够转化成阐释文学现象的有效资源。当然，由于作者将其考察的对象限定在“文艺运动”这一较为宏观的层面，使得作者对某些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论析受到了限制，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缺憾。不过，对“作品文本”的忽视并不会对本书结构的严密性和思想的完整性造成什么损害，它只是显示出“历史研究”这一模式本身在文学学科内的边界和限度。“有限性”本来就是“有效性”必不可少的前提。

　　《“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