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三个少女在为一把笛子的归属权争论不休，并给出理由供大家评判。美丽的安妮说，“我是唯一会演奏这把笛子的人，只有我才能奏出美丽的乐曲，难道我不该是笛子的主人吗？”热心于音乐的评委们点头称是，笛子造出来不就是物尽其用的么？然而鲍勃发言了：“我不会演奏美丽的乐曲，因为我的家境贫寒，这把长笛是我唯一可能拥有的玩物了，难道你们忍心把它也从我的身边剥夺？”评委里的好心人热泪盈眶了，谁忍心去拒绝一个无助少女的小小要求？卡拉的申诉很平静：“我不会用笛子演奏美妙的乐曲，我的家境并不贫寒。但是，它确是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谁能把笛子从它的制造者手中拿去呢？”于是听众们面面相觑，无法下出让大家都满意的结论……

　　如何去定义经济学上的正义？面对争论，效用经济学派和霍布斯主义者会支持安妮，只有她才能让笛子发挥最大效应。而福利经济学家们可能会把笛子交给鲍勃，因为这会减少不平等，消除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自由主义、剑桥学派则会联合起来，站在卡拉一边———资本和劳动的属性都决定了笛子应该属于她。

　　那么，是否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经济学和哲学的正义呢？森的结论是否定的。通过故事，他试图说明：就完美正义社会的本质达成一致意见是极困难的。并且，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也不应试图求解绝对正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在考虑问题时对公平和正义的问题置之不顾。森从制度经济学的领域就此给出了一系列推论。

　　首先，正义固然难以定义和抉择，但判断什么是不正义，我们常常可以诉诸直觉和体验———越是不正义就越是容易得到指认，越是不正义就越是容易达成共识。因此，根除不正义比起建构正义在时间上更紧迫、在认知上更明确、在动机上更充分。森指出，比较是最好的方法。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要在“反对什么”方面比“支持什么”下更多功夫。

　　让我们把笛子的故事推而广之到一个日常案例：日本成田机场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几个农户坚持拒绝政府赔偿，而造成他们的房屋和农田至今阻挡机场跑道的使用，机场功能大大降低，公众更是为财政的无底洞而愤怒。在这样一个经典现实中，很难界定正义的归属———到底是坚持地权的农民，是建设公共设施的政府，还是金钱被浪费的纳税人？但是，可以界定不正义的归属，那就是当事人不能违法和暴力拆迁，不能利用地权长期有碍于公共福利，财政资金不能不置于公众监督，同时公众监督必须通过合法及有效的形式开展。

　　第二，如果决策者必须在非正义中选择，那么基于“公众理由”的选项是最佳的。也就是说，社会选择理论有时必须打通“正义”与“民主”的通道，把正义还给人民。在成田机场的例子中，最终的决策权就既不在政府，也不在农民，而应由民意机构来决定土地的用途和衡量对土地的补偿。

　　第三，如果在民意抉择中，公众偏好安妮超过鲍勃，偏好鲍勃超过卡拉，偏好卡拉又超过安妮，那该如何是好？森的结论简单而至要，那就是让理性抉择让位于感性抉择。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多数人认为好的结果。对于三个竞争笛子的少女，最重要的并不是笛子的归属，而是保证他们参与公平竞争的权利。据森对世界饥荒的研究，多数人并非死于粮食不足，而是死于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因此，能力平等、机会平等，才是森认为的首要正义。

　　在阿玛蒂亚·森之前的经济学，总是摆着帕累托最优和效用理论两副僵冷的面孔，被认为脱离于大众疾苦的殿堂。在经典的经济学领域，理性排序是经济学对个人偏好的最起码要求。森则将感性思维和社会良知带入经济学，让经济学剥下冰冷的面纱，而打上人性的光芒。通过少女的笛子，森为我们吹奏荡气回肠的“正义普心咒”，他在悠扬的笛声中提醒我们，物质和权利分配只是外因，人作为道德主体，平等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

　　（作者单位：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