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他们本是师范类毕业生,由各中等师范学校2002年前在万宁市招收。但由于教师编制的限制,无法给他们安排教师岗位。于是,经过两批招考,他们成了基层政府雇员。
他们将近200人,多年来为工作分配问题曾经是铁杆的上访户,但现在正在万宁各个行政村,担任村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两批基层政府雇员,第一批30人于去年12月报到,第二批今年7月到岗。对他们,万宁市委、市政府寄予厚望,期待他们当好农村工作的“十大员”:农村政策宣讲员、民情民意调研员、档案资料整理员、记录会议和报告起草的书记员、村财镇管报账员和农村集体“三资”信息采集员、小一型水库管理员、为民提供致富信息和技术服务的服务员、化解矛盾协调员、农村规划稽查协管员、便民服务代办员。
这虽是一项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催生的改革,但却具有一定的探索、启发和标本意义。
1 困局
被逼的改革
上访师范生能否
变身政府雇员
基层政府雇员,这是一个很体面的称呼。但实际上,这一改革是被逼出来的。
各中等师范学校2002年前在万宁招收的师范类毕业生是享受统招统分资格的,但由于编制指标和财政的限制,共有225名统招统分师范类毕业生一直未得到妥善的安排。他们多次上访,并曾经结伙到北京反映问题。万宁市委、市政府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另一方面,万宁市农村两委干部年龄结构老化,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带领群众致富能力相对较弱。尤其在30个后进难点村表现得更为突出。统计表明,万宁市农村“两委”干部平均年龄47岁,其中38岁以下104人,仅占8.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93名,仅占7.5%,初中以下357名,占28.9%。在万宁207个村(居)委会中,有30个“后进难点村”普遍存在着村“两委”班子关系不和谐、村“三资”管理混乱、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村民集体上访频繁等现象。
这两种情况一对碰,碰出了“基层政府雇员”这一构想。
去年9月,万宁市政府出台方案,成立了解决师范类毕业生遗留问题招聘基层政府雇员工作领导小组,从225名师范类统招统分毕业生中择优录取第一批30名基层政府雇员,并安排至全市30个后进难点村任职,主要担任文秘和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等。
基层政府雇员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村官”,但又和一般的村干部不同。基层政府雇员是驻村“村官”,领的是财政全额工资;村干部户籍在农村,领的是财政补贴。可以说,基层政府雇员是“政府的人”,直接对镇里负责,定期向镇委书记汇报工作,并接受镇里的考核。
对于这批人,社会上有各种议论。有的说,“他们是师范类毕业生,对农村能有啥了解呢?”“是师范生多了没处安置,政府每月给他们2000多元工资,让他们享受田园风光来了!”
但经过半年的考验,他们大多表现良好,受到了村民和社会的肯定。
2 破局
他们是便民代办员
“民政救助”快速转到账
“下周应该会到了。”7月9日,来到长丰镇马坡村村民杨吉章家,温小珍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温小珍是马坡村的基层政府雇员、村委会主任助理。她带来的好消息是杨吉章申请的3万元“民政救助”已经批下来,钱很快就会转到账。
杨吉章握着温小珍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们身旁的床上,躺着一位病人———杨吉章的儿子杨作发,鼻孔里插着一根“饲管”。今年1月,杨作发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到现在一直昏迷不醒。杨作发住院治疗花了近30万元,家里实在筹不出钱来了,不得不中断治疗。
“温小珍真帮我们办事。”杨吉章告诉记者,温小珍在走访中了解到了他的这一情况后,主动与村干部商量,发动村民为杨家捐款4200元。之后,温小珍还赶到村驻点单位万宁市人民法院,又为杨家申请到了2000元的救济款。
在今年6月5日的万宁市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中,杨吉章反映了自己的问题。万宁市委书记丁式江当场要求职能部门对杨吉章给予民政救助。也就是在这次大接访中,杨吉章动情地说到了温小珍对他一家的帮助,让“政府雇员”的名声广为传播。
在服务村民上,很多基层政府雇员并不落后于温小珍。大茂镇联民村的基层政府雇员冯俊敏到任后,了解到联民村主道还是一条土路、电线老化、电压不足等问题后,承担起“村情信息员”的作用,第一时间向驻点单位市委统战部反映了这一情况。目前,2公里的村道硬化工程即将开工,电改问题也纳入了议事范围。
第一批基层政府雇员中,还有的制作PPT,形象展示办事流程;有的带动村民学电脑,发展村民成为便民服务中心的代办员。上城村支部书记符启益评价说:“基层政府雇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观念、思路和方法,村里的工作也不断创新。”
他们是村财报账员
村里账目不再“糊涂”
“3个月结余3605元。”翻开村里的账本,万城镇益民村委会主任助理、基层政府雇员王雪珍告诉记者。这是3月份她接管村账本后的新成果。而在这之前,村里的办公经费从未有过剩余,账目支出更是笔糊涂账。前段时间,村里有位管账的村干部,因虚报挪用救灾款被处以监禁1年半、缓刑两年的刑罚。
王雪珍到来后,对原来的财务明细账进行整理和细化,做到专款专用。同时,还新建了一本总账,明确列出维修费、办公经费、利息、镇拨经费等各项总收支。总账和明细账的具体数据每季度在村务公开栏张榜公布,同时,她计划将之公布到万宁市万城镇政务服务网上,供村民查询、监督。
在管理财务过程中,王雪珍还利用自己的知识为村民起草合同。这是一份关于道路界定的协议书,起草人就是王雪珍。益民村村民吴国勇在建房过程中,与另一位使用房屋旁过道的村民吴亚文有争执。吴亚文希望过道留得宽些,而吴国勇不愿让出本属于自己的土地。
他们两人本有口头协议。吴国勇承认他说过,“留一手扶大的路(意即可供一手扶拖拉机通过)”让吴亚文等村民通行。但“一手扶大的路”具体应该多大,两人协商不下,多次吵架,几乎要打起来。
经村干部现场调解,王雪珍帮他们起草了这份协议书:过道宽度由原来的1.8米加大到2.5米,转弯处由吴国勇再多让出0.6米,拓宽到3.1米。
吴亚文告诉记者,原来他认为,大家都是同村同乡的,“写那么清楚干啥?”“现在,多亏了‘娘子村官’王雪珍的帮忙!”
他们是公章管理员
少了人情章、关系章、违法章
7月9日13时半,东澳镇大造村委会办公室走进了一位村民。他叫卓昌和,是来为儿子申报《生育服务证》的。
基层政府雇员苏云山拿出表格,问卓昌和会不会填。卓昌和摇摇头。苏云山接过卓昌和的证件,坐下来帮他填写起来。
坐在一边等待的卓昌和告诉我们,苏云山还为他们主持公道“审”过牛呢!那是3月初,外村的10头牛吃了他和其他村民田里的稻子。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多次了,卓昌和一气之下,把牛赶到村委会办公楼的大院里看管了起来。
牛主闻讯后赶来领牛,但卓昌和等大造村民一定要他们一头牛赔500元,依据是大造村委会早就张贴的公告。牛主则百般辩解,有的说带的钱不够,有的说责任在牛不在人。相持不下时,有的大造村村民扬言要杀死牛。
卓昌和想到了苏云山。他觉得,苏云山是基层政府雇员,是外来的“村官”,在当地没有村干部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由他来“审牛”最能让人服气!虽然是周六,但一接到电话,苏云山就从20多公里外的家里骑摩托车赶过来了。
经过一番调解,当事双方各让一步,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卓昌和对此非常感激,提出要拿赔款的一部分给苏云山当车油费。苏云山婉言谢绝了。经过这件事,大造村村民对政府雇员的信任度大大增加,1个月后,大造村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将村里的公章交给苏云山管理。
“过去公章放在不同的人手里,村民要办事,都不知道找谁。”“有的人给好处才给你盖公章。”“有的对你有意见,连表格都不给你填,更不用说盖章了。”说到以前的公章管理,大造村村民意见可不少。
万宁市委副书记李东屿说,在万宁的各行政村,公章一般由一文书或出纳管理,由于程序未得到真正履行,管公章的人会和村委会主任勾结起来,大盖人情章、关系章、违法章。基层政府雇员相对中立,并接受政府管理,他们的违法成本要大得多。由他们管理公章,可以较大程度杜绝上述弊端。
目前,万宁第一批30名政府雇员中,经过当地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大多接管了公章。
他们是低保监督员
低保资格由村民民主票决
借助基层政府雇员,万宁市在东澳镇岛光村推行低保审批新探索。对这项改革,它们有一个响亮的叫法:再造岛光版低保审批流程。
“43票!”今年6月5日,岛光村村民代表会议在村委会办公室进行,49名村民代表对38名农村低保申请人进行票决,年近60岁的卓三妹以43票排名第一。这次村里的低保指标一共有12个,12个人选完全由得票数从高到低确定。
按照流程设计,岛光村基层政府雇员黄小洪列席会议,同时进行会议记录。他要负责监督会议参加人数及有关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而在这之前,他还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对38名低保申请人一一访问,对其申请资格进行审查。
村民代表会议上,当场投票,当场计票,当场公布,当天张榜。7天公示期后,未有异议,于是,申报名单上交到了镇里。7月11日,黄小洪打开万宁市政务服务网,显示办件已交到市民政局,等待审查。
再造流程的关键在两点:一是审核权下放,低保名单由村民代表会议决定。而按照之前的做法,审批权在市民政局。现在,对岛光村的低保申报,市民政局对名单不具有否决权,只负责审查程序是否合法即可;二是由政府雇员对村里的申报进行监督,包括对报表和证件进行审查、入户调查、村民代表大会是否合规的审查等。
以前,卓三妹的低保已申报了两次,都没有通过,原因是她有两个成年儿子,负有赡养义务,她不应享受低保。但她的情况较特殊,儿子有一定的智障,自理能力不强。对此,村民最了解,所以大多数村民代表都把票投给了她。现在,审核权在村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可以确定卓三妹这一次能申请到低保。
对再造岛光版低保审批流程,人们是有争议的。肯定的意见认为,这一改革首先是有利于公开。村民代表大会在政府雇员监督下公开投票,并当场公布结果,避免了以前村委会主任和管公章的干部勾结起来造假;二是有利于公平。如卓三妹这种情况,只有通过公开票决这种方式才能得到纠偏;三是较大限度地保证了公正。政府基层雇员领的是财政工资,一旦被发现不称职,马上可以解雇,因此,他们与村干部同流合污的可能性较小。这有利于保证基层政府雇员负责任地行使监督权。
3 前途
发展的空间
符合条件也可参加
镇领导干部招考
“他们是镇委、镇政府的耳目和联系群众的桥梁,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东澳镇委书记吴毓波告诉记者,最近正是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期间,为保证选举顺利进行,他要求基层政府雇员每天向他短信汇报情况。
“基层政府雇员在驻点村的知晓率为99.6%。”国家统计局万宁调查队对第一批30名基层政府雇员任职情况的调查显示,有95.1%的村民平时经常看见基层政府雇员在田间地头工作。可以说,基层政府雇员半年的工作达到了村民和政府的预期。这也促使万宁市委、市政府于今年6月启动面向师范生的第二批基层政府雇员招聘工作。7月1日,第二批162名雇员已全部到各村委会任职。两批人数加起来有192名,再加上一些自谋职业者,至此,万宁师范类毕业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全部得到妥善解决。为此,万宁市财政每年要多支出900多万元。
基层政府雇员不同于大学生“村官”。在学历上,基层政府雇员大多为中专生;在管理上,基层政府雇员参照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办法,档案和社保办理由万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在出路上,基层政府雇员没有大学生“村官”在参军、考研、报考公务员方面的多项优惠,但在报考万宁市非参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享有笔试加分的优惠。
可以说,基层政府雇员捧的是“泥饭碗”。他们的合同3年一签,6年后,如表现合格,将成为与政府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长期雇员。
那么,基层政府雇员的未来有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呢?万宁市委、市政府对此还未有明文规定,但有关制度设计正在酝酿中。
“他们干得好了,可以被选为正式的村干部;今后符合条件的也可参加镇领导干部的招考。”李东屿告诉记者。这样的苗头已经出现。温小珍就由于工作得到村民的认可,在今年7月6日被马坡村的党员大会选为7名支部委员之一,得票数排名第四位。
“在事业单位拿出一些岗位,对基层政府雇员定向招聘。”万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朱武雄这样规划。
丁式江认为,万宁推行基层政府雇员改革,一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也在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基层民主政权建设方面作了些有益的尝试。当然,这项改革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对此,我们不妨多些理解,多些支持,不要急于下结论,不妨让时间来给出答案。
(本报万城7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