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教授撰写的专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一书由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全文一百多万字，对海南渔民自古以来自编自用的航海“秘本”更路簿进行全方位的文化诠释。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南海诸岛的考察与研究，同时也对更路簿有着独到的学术见解。为了破解这种航海“天书”背后的种种谜团，海南日报记者日前采访两位专家，探寻“天书”背后的传奇故事。
“更路簿” 具有南海海洋文化史的学术价值
海南日报记者：两位教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研究 “更路簿”的？
周伟民、唐玲玲：关注、研究“更路簿”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由民政部牵头，有6个部委参加编纂全国地名词典。海南省卷由我（周伟民）任主编，因为南海诸岛287个地名要查究地名由来，必须调查、阅读海南渔民的南海“更路簿”。当时，还会同海南大学相关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从学术角度开展研究工作。这样，最早接触并有计划、系统地征集海南渔民的南海“更路簿”，距今已有20多年。2011年初，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南海天书》剧组聘我们为学术顾问进行拍摄工作，又进一步作了调查和研究。
海南日报记者：《南海天书》有100多万字，这部书整体架构如何考虑的？
周伟民、唐玲玲：这部书是首次全面解读“更路簿”，所以全书的整体架构作过较长时间思考，几经变动，最后定为三编。
第一编是文化诠释，重点讲什么是“更路簿”；第二编原先作为附录，因为“更路簿”的原本是渔民所创，后来书的责编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更路簿”与诠释同样重要，读者需要见到“更路簿”本身，今注今译也极重要。不然，非本地人读不懂，所以作为第二编；第三编，考虑到“更路簿”成为“学”，成为一门学问，重要性是开展研究活动。
海南日报记者：《南海天书》学术视野开阔，珍视本土资源，创作中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收集到丰富的文献资料，使研究者、读者均能找到源头活水，该书在学术上有哪些亮点？
周伟民、唐玲玲：学术界对“更路簿”存世的时代有不同看法，有说产生于宋元，有说是清代、民国。我们论证它产生于明初，即郑和下西洋之前。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苏承芬的“更路簿”，补足了渔民到中沙群岛的更路，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拓展了渔民世代捕捞的海域，即渔船直抵东沙群岛，他的本子，特别可贵的是证明黄岩岛是海南渔民传统的捕捞地区，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新发现的郑庆能珍藏的《更路簿》说明了海南渔民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卢家炳藏本“更路簿”在纸质、墨色、印章、实践经验体现和原生态色彩等方面，证明这个本子有近百年的收藏史。郭振乾的《西、南沙群岛渔业更路图》，说明渔民在南海的捕捞已经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南海交通体系。所有这些，都具有南海海洋文化史的学术价值，也是本书的一些亮点。
“更路簿”是船长航行南海的经验总结
海南日报记者：能否谈谈该书出版的学术价值？
周伟民、唐玲玲：学术价值可概括有四点：一是“更路簿”体现海南岛东南部人民的海洋文化自觉；二是见证明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对海南发展的贡献；三是说明了风帆时代船长群体和广大渔民拥有的海洋文化精神；四是海南渔民的海洋文化精神，纠正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中国人民仅有农耕文明的误解。
海南日报记者：“更路簿”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周伟民、唐玲玲：现在能见到的“更路簿”，多是琼海市潭门镇、文昌市东郊镇、铺前镇和清澜镇的渔民所创造的。也有少数是临高渔民创造的。这些地方也是渔港，其形成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也因此成为产生“更路簿”的历史背景：各镇土地条件不适合耕田，而所面对的海域又极适宜于“耕海”。当地渔民长期“耕海”所形成的倔强性格。在历史上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多年在南海航行、积累丰富经验、有百折不挠事业心和历史使命感的船长，他们将自己航行南海的经验加以总结，形成诸多“更路簿”。
海南日报记者：“更路簿”盛行年代海南渔民生存状况是怎样的？
周伟民、唐玲玲：海南渔民在南海渔捞作业，世代相传。他们每年农历10月间东北风起，自清澜、潭门等渔港起航，途经西沙群岛，有些船就留在西沙作业，更多的船是在永兴岛等地进行生活补给，再起航到南沙群岛进行渔捞活动，待到次年农历3至4月间西南风起，渔船满载而归。
船在出发前，船长负责筹措足够全船人员在海上生活半年的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中除了船上应备的锚锭外，还要有遇到大风时“下尾扣”的大缆绳等。生活必须品是柴、火、水、米以及油盐等。其中柴及水到了西沙时还可以在有些岛上补充若干，而火柴或打火铁、火石等一定备足，而且要保管妥当，遇风浪时不致受潮。据田野调查所知，因为蔬菜不能久贮，有经验的船长还备几百斤黄豆，海上发豆芽，以补充植物纤维和维生素。一路上钓鱼做菜及汤。船上还备两头肥猪。一头在路上慢慢用，另一头则到了南沙后，选个有淡水的岛，放养着。在耳上系红绳或剪开叉以便不与其他船的猪相混淆。春节时，渔船回南沙来休息三天，杀猪过年。
一般是四条船或五条船结成一帮出海，每条船上人员互相配合，一帮船驶向西沙，然后分散，驶向南沙，在不同的作业线上进行作业，相约在清明或什么时日在某岛礁集合。
海南日报记者：“更路簿”中的俗名在地名学、历史学上有什么意义？
周伟民、唐玲玲：渔民依据自己生产、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物品形象，赋予南海136个岛礁富有特色的俗名，称为渔民土地名。如果我们把这些俗名放在一起，联成一幅地名景观，可以看到一幅极大的历史画卷，清楚地表现出海南渔民历代经营和开发南海诸岛的全过程。
这些俗名，在地名学和历史学上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证明我国渔民对南海诸岛开发的历史久远。渔民俗名随着渔民经营南海的生产需要而逐渐形成，也随着渔捞生产的发展而增加并且扩大流传范围。俗名一旦产生，它在航海史上就显示出价值。在风帆时代，渔船航海没有精确的海图和先进的航海设备，主要靠罗盘针位，这些俗名就固定了南海航海史上的方位和航向，也满足了渔民航海沿途识别岛礁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