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热烘烘的一天。我在重庆南山跟几个同学喝茶，聊时势，回想我们上大学的经历。如同壶中杯里的袅袅清香，与三叔有关的往事，纷纷飘来又逸去。

　　我是家族里的第三个大学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读的大学。那天，听说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三叔从海口匆匆赶回来，把通知书上的报到时间、地点抄在纸条上，又匆匆赶回去上班。第二天中午，他打电话通知家人，说四侄去学校的机票已经买好了。半个月后，爸爸带我去海口，住进三叔订好的客房。当天晚上，三叔来宾馆看我和爸爸，他说，连续开了几场会，跟你们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你们好好休息吧，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吃早餐。次日清晨，我和爸爸还没睡醒，三叔已经在外面咚咚咚地敲门了。我们吃早餐的地方，是一家生意相当红火的酒楼，在如今的蓝天路和南宝路交叉口，是海口老机场的属地，我就是从那里乘飞机出岛读书的。那天早上，三叔稍隔几分钟就往我和爸爸的碟子里夹排骨、牛腩、包子，还向我的杯子里添牛奶。我根本无心吃东西，不时透过酒楼明净的玻璃窗看着南航东路。我知道，那是人们送机、接机的必经之处，却没想到车来车往、行人如织。

　　早餐结束后，三叔帮我拎起其中的一个包包，指着通向南航机场候机厅的路口，说道：“去吧，自己去办手续，别担心！”

　　时至今日，不论我怎么想，都想不起当时领登机牌、办托运、过安检的场景，只记得在“图-154”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许久，浑身还在出汗。

　　大学四年，我跟大多数同学一样穿波鞋、戴随身听，听着“校园民谣”，从一个校园晃荡到另一个校园，并没想过自己多么轻飘、多么不适合。偶尔，脑子里才会闪过三叔为我送行的情景，才忆起他话里的两个关键词：主动、冷静。直到大学二年级期末，我才决定努力学习。毕业那年，又恰逢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统招不统分，只能自谋职业。这样，问题就来了：我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怎么解决吃饭睡觉问题？现实与理想该如何取舍？真是让人头疼啊！我当过实习记者，但耗了四个月都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于是溜回老家呆了近一年时间。这期间，我几乎混成了家人的累赘。

　　2000年春节，三叔看到我还待在家里，想狠狠地批我一顿，却又忍住了。元宵节过后，他联系了一家企业，亲自带我去面试。那天，他领我走进那家企业所在的大楼，我跟在他身后，两人随扶手电梯往楼上走，走到三楼时，他忽然转身看了我一下，指着洗手间的方向，叫我过去把上衣扎进裤腰里。我回到他跟前时，他抬手撩了一下我的头发，说：“这就对了嘛，精神多了！”十多分钟后，他从那家企业总经理办公室走出来，对我说：“进去吧！跟领导聊聊，好好表现。”

　　就这样，从那天开始，我有事做、有饭吃了。三年后，我换了工作，逐渐走到自己想走的路上来，家人不必为我忧虑了。由此，我明白了一点：一个人若想有出路，就要当好自己，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找一个好的领头人来引领你，否则，是很容易在困境中打转或沉沦的。由此，我也看到自己是一个愚笨却偏偏有好运气的人：我有一直帮助、包容的爸妈和弟妹，还有总是在关键时刻为我铺路并且鼓励的三叔，以及关心我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单位为我买五项保险的恩人。我在众人的帮助下走出人生的泥淖，穿过莽林，从湖面的反光里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心头的感动，如风中涟漪，四散开去。

　　有一天，我约几个朋友到老家去走走。车过新建的小学校园和高耸的白色水塔，一个朋友说，乡村能建成这样挺不错啊。我接过他的话说，是我三叔帮忙跑动好久才建起来的。朋友有些奇怪地问我，你上次不是说你爷爷生四个男子，你爸爸排行最小，怎么还有一个三叔？我有些得意地解释，我三叔不是我爸爸的同胞弟弟，是他的堂弟，我大爷爷的三子。我也坦白说，我三叔一直心怀乡里，还为我们家族解决了相当多的麻烦事。大家遇事都找三叔，好像理所应当似的。可是，逢年过节，三叔回老家，大家照样各忙各的，并不太主动去找三叔。

　　去年中秋，我在海口一家百年老店买了几盒琼式月饼回去看老爸老妈。琼式月饼松、酥、软，馅多为椰蓉、蛋黄莲蓉、五仁叉烧等，符合海南人的胃口，我想，家人嗅到香味就会陶醉的。我让妈妈提一盒“五仁叉烧”和一盒“蛋黄莲蓉”给三叔，妈妈说你主动提去才是，我推说我晚上再去跟三叔聊天。于是，妈妈转身提饼出去了。妈妈回来时，手里拎着三叔给的一盒“七星伴月”和一袋马鲛鱼，对我说：你三叔啊，笑眯眯地看我提月饼过去，问你也回来了是吧？他眼睛笑眯眯的，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