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那年，海南岛还没有跨海铁路，飞机更是不言而喻的高大上。当时学生北上一般走两条路线：一是搭轮渡到海安，再坐汽车到湛江或广州转乘火车；二是直接搭船到广州转乘火车。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们四个考上同一所北方大学的同学，便相约一起买票，一路同行。那时，柳州铁路局无轨火车站的海南售票点设在海口红坎坡，离我家并不远，父亲便揽下给大家买票的任务。怕错过买票的时间，他早早就让我的二哥每天到售票点打探。出票那天，二哥凌晨一点赶去排队，几小时后，我还没睡醒，他已经喜滋滋地拿着三张硬卧票一张硬座票回到家。那天，家里欢天喜地，算是了却一桩大事。

　　买了火车票，接着是订船票、买箱子、装行李……不满18岁的我，雀跃着，盼望着，要早一点离开海岛，去更远的地方看世界。

　　临行前一晚，父亲做了我爱吃的菜，仔细清点我的行李，用纸列出注意事项，又多塞给我一些钱。然后说，明早单位有要紧的事，他不能送我到码头了。那时的我，正是希望和父母“划清界限”的年纪，父亲善解人意说不远送，让我顿时觉得轻松愉快。

　　第二天早上5点，我醒时父亲已做好早饭。一切收拾妥当后，他和二哥用自行车把我送到红坎坡与同学会合——我们将乘专线车到新港码头搭去海安的轮渡。父亲平日话就不多，安置好行李，他只叮嘱了两句：路上要互相照应，花钱不能太省。待车子开动，父亲挥了挥手，慢慢转身骑车去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岛，也是第一次坐轮渡，大家既兴奋又忐忑。下车，取行李，检船票，一阵忙乱后，我们上了船。船上拥挤不堪，多是过海上大学的新生，还有不少跟着送行的父母。嘈杂的人声中，混合着告别的啜泣。

　　上船许久，轮渡一直没有开动，我们几个便上了甲板凭栏四望。船还靠着岸，码头上站着很多送行的人。同学突然捅捅我：那个不是你爸？果然是父亲！他并不靠前，身子藏在人群后，只露出头来。太阳已高，他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搭着额头向船上张望，车头还挂着黑色公文包。

　　发现我在看他，他很快停好车，向检票人员说了几句，然后一路小跑上来。天气燥热，又骑车赶了数公里，他满身是汗。见到我们，他从公文包里掏出几包话梅递过来，急急地解释：今天风大，怕你们几个女孩晕吐，含话梅会舒服点！

　　我一时语塞。其实我的背包里，昨晚就被他塞了一大包晕车药、晕船药、风油精……此时，汽笛突然鸣起，轮渡终于要开动了，父亲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头嘱咐：车头船尾，船尾不晕！

　　此后几年，我多次独自往返南北，父亲再也没有送过我。但每次出行，他总要早早起床做好早餐，路费也总是一加再加。而我舟车劳顿一路颠簸到学校后，父亲的信一定会尾随而至，信的开头也总是那一句：小妹，想必你已安全抵校……

　　如今，父亲已离去多年。偶尔看着他的照片，翻捡他在几年间给我写的厚厚的一沓信件，我多希望自己还是那个承欢于他膝下的小女儿——在父亲为我送行的5年后，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他送行；那天，我止不住的泪水，落地成河。

　　“车头船尾”，待我的孩子长大远行，我大概也会说，记着，车头船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