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渔童
写下“李王宽”这三个字,我却没有胆量念出来。九岁时,我对着他的画像,喊了一声“李王宽”,挨了奶奶一顿狠揍。他是我奶奶的丈夫,孙子直呼其名,在奶奶看来,简直大逆不道,伤风败俗,乱了纲常。说且是她的丈夫,她也未直呼其名,以“老鬼”称谓其一生。我每年冬至扫墓,会在墓碑的这三个字上描红,虽然奶奶已仙逝许久,我也只敢在心里默默地叨念,不会从嘴里迸出这三个字来。
回祖屋,我习惯性在其画像前伫立许久。画像的作者是其寄予厚望的大儿子——我的父亲。据我父亲讲,他当时已随镇中学摆摊的画匠学了三年人物画像手艺,目的是学一门谋生技能。现在想来,其开山之作,即为其父母画像,在那个照相对于海岛渔村而言是个无法想象的年代,他是想用他的笔将亲爱的父母亲形象永远定格下来,并留在心里。难得的是,爷爷的画像胜出摄影,更精彩,逼真传神,既是现实中的他的父亲,也是他心中的父亲,他理解的父亲。父亲会在他亲手绘制的两幅习作前凝望,若有所思,然后默默地离开。这是在怀念这两位老人,也有可能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爱好竟延续到我这代,年纪越大伫立凝视画像的时间越长。其实算起来,画像上的爷爷也就五十七八岁的年龄,与我现在岁数相仿,但显得苍老成熟。着一身黑衫,活脱脱一个小老头。小老头那双深邃而忧郁的目光,遗传到我已是第三代了。但他传达出来的是真实,我自愧有形无影,故作深沉掩饰自己的愚钝,应付人生的艰险和无奈。但忧郁的性情,祖孙三代倒相似,后来我知道,这缘于我们家庭的苦难辛酸史。
李王宽(没念出来)是个孤儿,其父也是个孤儿。其父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吃百家饭长大,住百户屋栖身,三十好几还娶不上媳妇。在好心人的撮合下,娶了一拖儿带女的寡妇,但得入赘同村蔡家,才有了我爷爷这个生命,也有了我家族的延续。可好景不长,爷爷5岁时,闹饥荒,他的父母双亡,他被赶出蔡家,成了孤儿。其父在李家地界留下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茅草屋,李王宽那双深遂而忧郁的眼神就伴其终生。每次望着他的眼神,我会想,那是多少艰辛、委屈、苦闷、愤慨沉淀而成的,这些化石般的心愫历经风吹雨打,深深地嵌入他的眼窝,即使偶尔幸福之春风,欢乐之泪水也冲刷不尽。冬至扫墓,父亲总嘱我说些祈佑后代的话,我嘴里念,心里却对着爷爷的墓碑祈祷:在天堂遇上美妙的世界,鲜花盛开,五谷丰登,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只有音乐和歌声,当然也有爱情,与奶奶重逢,眼神不再忧郁,不再悲伤,不再受苦。
我真正记事是在1969年,五岁。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在村外荒地上无忧无虑地打闹着,突然看见妈妈从田地里慌里慌张地往家赶,并拽着我回家。家里已哭声一片,奶奶哭昏倒地,父亲、叔叔及家人也伏在爷爷身上恸哭不已。妈妈顾不上我,眼泪突突流,迸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有人告诉我,你爷爷走了。我吓呆在那里,没有眼泪,知道但好像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出殡那天,我才哭出声音来。面对农家院里簇拥的人群,哭成一片的声音,唢呐的哀泣,奶奶死死抱住棺木,父亲、叔叔、姑姑、姨姨们披麻戴孝匍匐在地,死去活来。 我这回不是吓哭,是悲伤地哭喊出来。长长的奔丧队伍护送爷爷的灵柩抵达墓地,而墓地就在我下午玩耍打闹的地方。他长眠于此,终于有个安稳的“家”。
爷爷过世后,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奶奶都接受不了。她总是处于怀念之中。她担心我会忘记她亲爱的丈夫,我俩在一起时,她总唠叨她的“老鬼”。爷爷的故事都来自她长年累月的爱情倾述。
爷爷很聪明,未上过一天学,可家里的春节对联是爷爷亲笔挥就的。他不一定认得那些字,但照葫芦画瓢,倒也像模像样。他很羡慕读书人,为培养自己的儿子,省吃俭用,送自己的儿子到镇上读书,每周儿子回家,在村口早早等候。儿子回校,会十八相送,直到儿子上了船,遥见船只靠岸才默默离开。他倡议并鼎力支持村里办起了学堂,是个名副其实的校董。爷爷乐善好施,帮穷济贫包括助学之事,都被他的儿子我父亲写进书里。
爷爷的勤奋是难以想象的。他知道家穷,要致富必须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村里男人以捕鱼为业,他干起了鱼贩的行当,这可不是投机倒把,在交通闭塞的年代,这是最累的活,脑要灵,嘴要甜,脚能走。
爷爷奶奶常年的生活是这样的,爷爷黄昏收了鱼,然后开始喝酒,奶奶将鱼洗涤、蒸煮、装筐,鱼总是足足有百来斤。爷爷则开始他日夜兼程十小时的长途跋涉,记住,全是用他那双铁脚走出来的。每次到琼海的中原镇,甚至更远的加积镇,正是城里人逛市场时候。凭奶奶的手艺,爷爷的吆喝,百来斤的鱼很快就卖光了。说到这里,奶奶会特意说上一句“老鬼的嘴巴很甜,会说话,还很细心,体贴客人”,看到奶奶满足的笑脸,我有些理解那出身贫寒、其貌不扬的孤儿是如何获得我貌美如花的奶奶的芳心的。奶奶却说,他们是自小定的亲,开始瞧不上他,后来他们是那般恩爱,爷爷的品质和秉性当是最大的魅力。
爷爷会在正午时分往回赶,在下午五六点钟抵和乐镇,买上一斤猪肉,便宜时可以买两斤,疲惫而兴高采烈地回家。黄昏时,经过不停不歇地赶,终于回到温馨而破旧的家。把钱交给奶奶,倒头就睡,等到奶奶端上焖好的肉、咸鱼干和亲酿的米酒,爷爷便开始了一天最幸福的时刻。边喝边咂嘴边哼琼剧,抱着我,给家人说起一天的见闻,外面的世界,中间会停歇下来,慢悠悠地抽起一米长的大烟管。
慢慢地,家里日子好过了,同族人合盖了一套砖木瓦房,厅共享,拥两房,可爷爷不买地,他置光洋。此时爷爷在村里也有了地位,口碑好,乐善好施。爷爷与我堂伯李烈亲近,堂伯是共产党负责人,爷爷也早已是我党的堡垒户,常年掩护共产党人。他为此做了哪些事,我不清楚,但1952年,我家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革命堡垒户》证书,至今引以为傲。
我父母的姻缘也与爷爷的鱼贩生活有关。据说,当时偌大的英豪本岛只有两个人往琼海贩鱼,除了爷爷,就是我外公。寂寞的旅途,他们无话不说,打发寂寞的时光,甚至把儿女婚事也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上了学堂,不认账,被爷爷训了一通,只好乖乖拜堂,先结婚后恋爱,倒像是李双双一家。
中国的农民都如此,土地是命根子。爷爷却例外,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他想离开村庄,他不想再从事祖祖辈辈从事的渔耕生活,他想在城里安个家,做生意,让他的家人过另一类生活。据父亲讲,爷爷不止一次与他这个长子说起他的宏伟规划,并带他到和乐镇看过铺面。所以,他攒光洋,是为了在城里置业。虽然后来世事变迁,他的愿望最终没有达成,但他的五个子女,四个都被他赶出渔村到外地谋生了,子孙后代也真的在城里安了家,这也算是实现了他的梦想。这个聪明倔强的小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