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惠娇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目前，电视剧《国色芳华》热播，杨紫饰演的女主角何惟芳以培育牡丹为业，在盛世大唐走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创业之路。该剧引发了人们对牡丹文化的热议。让我们跟随剧中人物踏入繁花似锦、国色天香的牡丹园，一起探寻花中之王——牡丹的“成名之路”。

　　从寂寂无名到名动京城

　　牡丹是中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原产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诸省山间丘岭中，有数千年自然生长史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秦以前仅有芍药的记载，无牡丹之名。牡丹枝叶、花形均与芍药相似，为同属植物，只是一为木本、一为草本，秦以前皆称为芍药。

　　牡丹其名最早为古人所记载，是因为它的药用价值。秦末汉初的《神农本草经》记载：“牡丹，味辛，寒。主寒热；中风瘈疭、痉、惊、痫邪气；除癥坚，瘀血留舍肠胃；安五脏；疗痈疮。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早期医简作为传世实物例证，也记载了牡丹可以治疗“血瘀病”。牡丹以根皮入药，称丹皮，系常用的凉血祛瘀中药。

　　初时，牡丹在花中寂寂无名，在道旁自然生长，与荆棘无异。土人皆砍伐以为薪材。南北朝时，始有人工培植的记载。南朝诗人谢灵运在永嘉当太守时，曾记载：“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公元604年，隋炀帝即位，在洛阳辟地二百里作为西苑，并诏令天下进献花卉。易州进献了二十箱牡丹，包括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贵品种。隋炀帝还曾亲自参与牡丹的培育工作。据传，他曾命花匠培育出“楼台牡丹”。这种牡丹因可高耸于楼台之上而得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大规模种植牡丹。

　　说到唐朝的牡丹，不能不提到武则天。清朝《乡村志异》中记载：“人传武后本名多矣，皆讹传也。武后本名牡丹，牡丹别名媚娘也。故太宗赐其媚娘之雅名也。”若此说可靠，则武则天本名牡丹，与《国色芳华》中的何惟芳（小名牡丹）一样，都与牡丹有着很深的缘分。武则天曾命人移植西河牡丹于洛阳上林苑。一时间，洛阳种植牡丹蔚为大观。当时也出现了《国色芳华》中的角色——专门种植牡丹的花师，洛阳人宋单父就是当时著名的牡丹栽培专家。

　　宋朝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写下《洛阳牡丹记》，对洛阳牡丹的记录非常翔实：“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牡丹品种之盛从中可见一斑。

　　明清时期，牡丹盛况无须赘述。仅明代薛凤翔在《亳州牡丹史》中记载的亳州地区牡丹品种已达276种。牡丹遍地种植，不仅仅局限于长安、洛阳、越州等地。清代，北京凡园皆植牡丹，凡寺皆植牡丹。慈禧太后曾以懿旨形式将牡丹定为国花。北京颐和园排云殿东侧的仁寿殿曾修筑牡丹台，也叫国花台，台上广植牡丹。

　　“姚黄”“魏紫”争奇斗艳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区区一朵牡丹花，为何能引得众人趋之若鹜？宋代周敦颐曾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开花时，花叶硕大，颜色妍丽，花形端庄，浑圆饱满，恰似端庄贵女，富丽堂皇。若是成片种植，姹紫嫣红，交错如织锦，夺目如烟霞，光华灼灼似群玉之竞集，煌煌若五色相宣。过去，有人崇尚梅菊，以爱牡丹者为俗。笔者以为不然，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在世俗的烟火气中，享受明媚韶华，珍惜物华天宝，何尝不是一种热爱生活的方式？

　　牡丹中，其名最著者非“姚黄”“魏紫”莫属。“姚黄”者，唐时出于民姚氏家，因此得名。“姚黄”是重瓣黄花，因其黄色浓艳，花期长，花量大，常被爱花之人视为牡丹花之王者，最为尊贵。姚氏居白马坡，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而传洛阳。当时，洛阳亦不甚多见，一岁不过数朵，可见其珍贵。

　　“魏紫”者，千叶肉红花，出于唐朝魏相仁溥家。最初，樵夫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名气遂得传扬。据传，此花初出时，有欲观者，须一人缴费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魏家败亡后，其园被卖，此花才有缘飞入寻常百姓家。宋朝钱思公尝言：“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

　　牡丹名品甚多。其中，“豆绿”牡丹又名“欧家碧”，是黄绿色牡丹，出自宋代欧姓人家，是当时唯一的绿色牡丹花珍品；还有一种牡丹名为“青龙卧墨池”，花瓣是黑紫色的，层层叠叠的花瓣包裹着花蕊，像是青龙卧于墨池之中。此外，名“白雪塔”者，最为冰清玉洁，花形似宝塔，花瓣洁白如雪。“二乔”牡丹，在同株同枝上能同时开出红、粉白两种花，二者争相斗艳，正应了“二乔”之名。

　　牡丹品种繁多，代代都有名花出，“姚黄”未出时，“牛黄”当数第一；“牛黄”未出时，“魏紫”居魁首。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古人如何种植牡丹？

　　我国古代种植牡丹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种花必择善地，要去掉旧土，重新用细土加白敛末一斤和之。因为牡丹根甜，易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浇花亦有讲究。浇花有时序，或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古之浇花之法也。

　　为保留牡丹的营养，还需择花。“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唤作打剥，以减少养分流失。花刚落时便需修枝，不让其结子。春初既去保护罩，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

　　花桩养久了，花越开越小，是因为蠹虫损害，必寻其冗，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既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

　　宋代，从洛阳至东京（今河南开封）需要经过6个官驿，距离300多公里。为进贡牡丹，徐州留守李相迪派遣一名武官，快马加鞭一日一夕至京师，只为进贡几朵“姚黄”“魏花”。为了保鲜，他们将牡丹装在竹笼里，用菜叶充实覆盖，使其在马上不动摇，以蜡封住花蒂，使其数日不落。此存花之法也。

　　牡丹嫁接种植技术在唐代时已经出现。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初春时，洛阳人于寿安在山中斫小栽子在城中售卖，名叫“山篾子”。买了“山篾子”的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到了秋天才开始嫁接。接花工最著名者一人，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接一头“姚黄”值钱五千。交易方式是货到付款，秋时立字据买之，到了春暖花开，见花付款。嫁接的时候也非常讲究，须在重阳前，过了则不堪移栽。本木离地五七寸处，截之嫁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才去掉其覆盖物。此接花之法也。

　　簪花之俗源远流长

　　《国色芳华》中，许多女子‌头簪牡丹为饰，这大概是古人喜爱牡丹的最浪漫、最直接、最热烈的表达方式了吧。剧中，男主角蒋长扬头簪鲜花、遍身罗绮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男子簪花，于今之世罕见，殊不知，簪花之俗于古代传续久矣。

　　屈原在《离骚》中吟咏‌“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成为古代诗歌中的“香草美人”的经典意象。汉代《南越行纪》中记载，“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那时的人们簪花，一因爱美之心，二为祛灾辟邪。

　　魏晋南北朝，人们个性解放、崇尚自然，对美的追求是社会风尚，无论男女皆然。手持捧花、佩戴襟花、发髻簪花的红男绿女十分常见。

　　到了唐代，簪花更是蔚为风尚。唐玄宗曾亲自为大臣苏颋戴花以示嘉赏。初唐时，人们以小朵鲜花簪于发髻；中晚唐时，人们常常以大朵鲜花为装饰，如牡丹、荷花等。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神情慵懒的仕女头上就分别戴着牡丹、海棠、荷花、红花、芍药等鲜花。唐代还有簪花大赛，仕女们纷纷花重金求购名贵花卉，希望以奇花争得头筹。

　　在宋代，簪花是全民风尚，连皇家出行仪仗里的大臣都得簪花出行。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檐者亦然。”连负担者等苦役之人都能应物之喜，在头上簪花为美，可见民众安乐，社会欣欣向荣。对于簪花之俗，大文豪苏轼曾俏皮打趣道：“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明清时期，簪花之俗逐渐没落。明代还留有余续，殿试后仍有“进士并各官皆簪花一枝”的簪花礼。明代，杨升庵因进谏嘉靖皇帝被贬云南，至死不得召回。其索性放浪形骸，醉酒后常以白粉涂面，髻上插花，乐女跟随其后，招摇过市，引得世人围观耻笑。过去浪漫的簪花之俗，此时成了“醉里簪花倒著冠”的潦倒之态。清代，簪花断绝，成为古礼。

　　古画中的倾城色

　　牡丹入画由来已久。北朝杨子华是画牡丹的圣手，苏轼曾发出“丹青欲写倾城色，世上今无杨子华”的感慨。自李唐来，世人皆爱牡丹，牡丹成为经典绘画题材。凡画花卉者，无人不下功夫描摹它的千姿百态。

　　明代，画坛有一对画花卉的“双子星”，被誉为“青藤白阳”。青藤者，绍兴师爷徐渭也；白阳者，文徵明弟子陈淳也。他们是明代卓绝的花卉绘画名家，二人画作几乎奠定了明清以后文人花卉绘画的整体特征和发展格局。其中，徐渭最具革新意义，号称“徐疯子”，笔下纵放恣肆，若汪洋大海般气韵澎湃。他笔下花非花，更像纵放的文人情志，水墨淋漓，酣畅抒情。

　　清代花卉绘画名家中最负盛名者，当数恽寿平（别号南田）。恽寿平以没骨小写意花卉见长，笔墨清润，姿态婉约，设色淡雅。他笔下的花卉不见野性，而是透露出文人风雅之气，影响深远。《国朝画征录》记载：“近日无论江南江北，莫不家家南田，户户正叔，遂有‘常州派’之目。”“常州画派”达百人之多，学者风从，经久不衰。

　　晚清到民国时期，吴昌硕是海上画派的扛鼎画家。他毕生致力于石鼓文书写，已臻至化境，以一手金石笔意入画。其笔底牡丹，笔力雄浑，花瓣虽颜色浓艳，无一丝媚态，色墨并下，酣畅淋漓。他笔下的牡丹不似恽寿平那般情意蕴藉，反而似金石刻镂般高古凝重，似一饱经风霜、坚韧刚强的老儒，与寿石相伴，有金石之质。

　　诸位看官，不妨趁着韶华正好，与牡丹相约，共赴一场人间惊鸿宴！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