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燚

　　“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曾作诗称扬他的老师苏东坡：“学士风流异域传，几航云海使南天”，可见“东坡风流”在苏东坡自己的时代已经声名远播，早已漂洋过海。在中外文明和文化交流互鉴不断深化的今天，“东坡风流”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愈发广泛。在朝鲜，苏东坡被称为“坡仙”；在日本，东坡茶道影响至今；在欧美，“东坡西热”仍在持续升温，国外对苏东坡的研究、阐释、过滤和重塑，使得他的形象更显丰富和立体。说不全、说不完和说不透的苏东坡，在全球呈现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苏东坡的多种面相。

　　2000年，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世界报》评出“千年英雄”（生活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世界伟人），全球共有12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力主将苏东坡列入英雄名单的《世界报》副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在2017年来到苏东坡的家乡四川眉山发表演讲，他重申：“苏东坡能入选千年英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他认为，苏东坡可以称为11世纪至今，中国的“良知”。苏东坡首先是一位很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家、官员。“我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不仅因为他在艺术方面颇有造诣，诗词、画画、书法……每一样都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更因为他很有实干精神，在他当政的地方都留下了诸如修桥、救灾、治水、办医等惠民的千古政绩。”让·皮埃尔在演讲中介绍，半个世纪以来，苏东坡的命运和作品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激起了专家和“学识渊博的读者”的兴趣。专家将苏东坡视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对于法国最出名的汉学家成安妮女士来说，苏东坡体现了“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让·皮埃尔甚至还专门提到，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都对苏东坡非常了解，是苏东坡的粉丝。

　　美国汉学界对苏东坡的诗词、文赋、书画、文论及艺术、哲学、政治等思想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呈现出苏东坡更加多元的形象。

　　伟大而令人鼓舞的中国诗人

　　继林语堂1947年出版的英文版《苏东坡传》极大地提升了苏东坡在美国的知名度后，被誉为“本世纪最高产的中国文学翻译家”的美国汉学家华兹生1965年出版的《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翻译了116篇苏轼诗词文，他在该书的《导论》中评价苏轼是：“伟大而令人鼓舞的中国诗人”。他充分肯定苏轼的多才多艺，认为苏轼在诗歌中体现出高超语言表现力、具有天才想象且诙谐幽默，偏爱宦游经历的诗歌，认为苏轼所描写的宦游体验与美利坚民族“无根生活”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共通性，而其最为欣赏的则是苏轼的贬谪诗，认为苏轼在诗中表现了乐观豁达、热爱自由、善于抗压、崇尚自然，善于超越苦难的自我形象，具备“最完美的人”的种种品质。

　　深通物理的思想家

　　对苏东坡的译介和传播最初是从文学开始的，继而扩展至生平、政治、思想等更丰富的领域。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认为，现在很多做思想史研究的人，不太注意到苏东坡，认为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但是，苏东坡在思想上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在他看来，唐宋时期，士人的价值观经历了从以“斯文”为基础到以伦理原则为基础的转变，苏东坡传承和发扬了自唐至宋以“斯文”为核心的学术和写作风气，巧妙地将“道统”和“文统”进行结合，在价值取向上主张寓统一于多样之中，成为在宋代文学、思想领域均占据核心地位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苏东坡的思想，即他主张的“道”，可用“尽个性而求整体”和“以多样性求整体”来概括。苏东坡认为，通过结合各个极端来创造一个中心，通过平衡相反利益来创造一个整体才是“尽万物之理”的有效途径。“尽个性而求整体”和“以多样性求整体”的关键是以“中庸”观念平衡对立的双方，如政治秩序有赖于“法”与“人”之间的平衡（“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同理，文学审美也需要保持“物”与“我” 之间的平衡（“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总的来说，苏东坡是倡导多元一体的，他“尽个性而求整体”和“以多样性求整体”的哲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包含着他对万事万物发展变化过程的认识，也包含着他对人情本性的理解。所以，用“深通物理的思想家”来定义苏东坡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散为百东坡

　　已经翻译了1000首（篇）东坡诗词文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艾朗诺全面探究并呈现了苏东坡在政治、经济、文学、书画艺术、经学理论、佛教思想以及人生挫折等多个方面的思想主张。他在从事文学研究的时候特别关注了东坡非文学性的文本，恣意地通过策论、奏疏、尺牍、记文甚至经学注疏还原东坡百相，使其笔下的苏轼完全突破了单纯文人的局限，而以集政治家、旧党领袖、经学家、哲学家、炼丹家、佛学家、美食家、水利工程专家、诗人、书法家、艺术鉴赏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形象示人。他特别赞赏苏轼的政治思想。认为他对传统儒家思想有承续更有超越和改造，譬如他并不以传统儒家的善恶观而界定“好”与“坏”，坚持将人类情感的合理性视为所有礼制，亦即所有价值观念的最终源泉。在苏轼看来，所谓“好”，指的是那些能够带来公共福祉的行为，所谓“坏”，则是只有某些个体受益。苏东坡始终以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的姿态参与到改造世界的各项事务中。艾朗诺特地指出，苏东坡秉持完全彻底的“及物”观念（“仕无高下，但能随事及物，中无所愧，即为达也。”），故即使在贬谪期间的私人生活里，他也积极以个人身份主动参与地方事务，依然为民造福，赈灾、构筑防御工事、修筑堤坝治水、改善医疗设施等，而且还不遗余力地说服一些官员加入，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发生在贬官身上的事，且在儒家或道家传统中都没有相应思想支撑。

　　贬谪与回归

　　倾尽毕生心血传播东坡文化的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唐凯琳更是一位超级“苏迷”，早在30多年前，她在四川大学求学时，就以东坡为题，撰写了名为《贬谪与回归》的博士论文。回国后，她又先后五次专程到眉山三苏祠拜谒苏轼。2018年她受邀负责撰写英国牛津数字化目录OXFORD Digital Bibliographies中“Su Shi”的书目题目。如今，英国牛津网站已经成为海外介绍苏轼推广东坡文化的最重要的平台，世界上任何人均可从这个网站下载“苏轼”全部资料。在唐凯琳看来，苏东坡是一位“不役于物、追求精神自由的隐逸高士”。她深入分析了苏轼对“流放”和“归隐”的独特理解，着力挖掘苏轼和陶诗中所蕴含的“退居山林，回归自然”与“回归一种简单自然生活方式”思想，并认为苏轼“和陶诗”有意将自己从贬谪传统转化到隐逸传统，淡化“贬官”身份，强化“隐士”身份，以此求得心灵慰藉，获得精神依托。在唐凯琳看来，始终保持自己诗意栖居的乐观人生态度，是苏轼特有的人生智慧，对当今时代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自我定位转变的智者

　　美国学者斯坦利·金斯堡的学术兴趣也聚焦于苏轼对苦难的超越上，着意于强调苏轼内在精神的蜕变和升华，最终达到自我超越的人生境界。他认为苏轼是一位“由‘臣到人’自我定位转变的智者”。他在体验疏离的痛苦中逐渐达成精神的调和，完成由“臣”到“人”的角色转变和人格独立过程。

　　苏东坡心系天下苍生、仁爱自然万物的情怀，以及在具体行政管理上充沛的精力与惊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国外学者普遍的肯定和称赞。他们更是认为，苏东坡百折不挠的意志品格、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永远激励着全世界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苏东坡证明了其自身的伟大，体现了他独特的文化价值。“东坡风流”对文化他者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无疑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最深厚的历史底蕴。

　　（作者系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