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原湘潭市发改委主任潘翔凌受贿、挪用公款和贪污案。被告人潘翔凌被指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4．5万元、港币45万元、美元5000元，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152万元，贪污公款人民币2．4万元，主要用于赴澳门赌博及个人开支。（3月23日《三湘都市报 》）　　 　　我们不知道，为何公诉机关对潘翔凌的指控缺少“赌博”这样一条重要的罪名？ 　　我们知道，针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聚众赌博尤其是官员干部出境赌博风气，在2005年，中央纪委、公安部等部门便发起了被称之为“禁赌风暴”的专项整治行动。为此，当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明确规定：“……构成赌博罪的，可以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实施赌博犯罪，从重处罚。” 　　如果说，此前的许多高官涉赌案，因发生在上述两高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追究他们赌博犯罪还存在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问题，因而显得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官员出境赌博，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并且须“从重处罚”的背景下，“赌博”仍然不能成为追究因赌而贪、以贪养赌的腐败官员的单独罪名，无疑就让人感到相当费解了。 　　当然，现实地看，增加一项赌博罪，就腐败官员的处罚力度而言，作用可能并不会很大，因为依据现行《刑法》303条，赌博罪并不是一个刑罚严厉的罪名———“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但是，因此便忽视对官员赌博进行法律追究，显然又是十分不妥当。首先，这样做涉嫌有法不依，势必损害有关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更重要的是，如此一来，会在无形中淡化对赌博尤其是官员赌博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推动和助长“贪—赌”型腐败现象的形成、泛滥。 　　据报道，虽然5年来，潘翔凌经常出境赌博，并越来越频繁，但当地纪检机关却仅仅是在2007年5月“接到群众举报”后才有所察觉，并着手调查。为什么在此前如此长的时间内，潘翔凌的嗜赌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贪污贿赂，一直能隐而不发？我想，有关部门对赌博、特别是官员涉赌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乃至有意无意的轻视、麻痹，或许这正是重要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