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近期接受许多媒体采访时惊讶地发现，太多人误以为扩大内需就是鼓励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我必须不断地解释，将一个经济体的全部需求按照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标准一刀切下来，结果就是所谓内需和外需。但在切的过程中，丝毫不能把投资给丢掉了，因为宏观经济的基本公式就是：总供给=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所以，当人们在讲到扩大内需时，一定要明确，所谓的内需不仅只有消费需求，还应当包括投资需求。 　　只有回到30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人的支出才可能只是消费支出。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住房进入市场之后，一个人的支出不可能只包括消费支出，而没有针对住房的购买性支出。不仅如此，随着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特别是伴随储蓄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购买住房支出的总体趋势是持续上涨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如今国内人口结构增长与住房供给增长之间的不平衡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1982年人口为基数，到1990年，成年人口的累计增幅为17.18%，总人口的增幅是12.47%，前者是后者的1.38倍；到2000年，成年人口的累计增幅为42.12%，总人口的增幅是24.68%，前者是后者的1.71倍；到2007年，成年人口的累计增幅为53.23%，总人口的增幅是29.98%，前者是后者的1.78倍。孩子长大了，婚嫁总得需要房子。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在国内城市新增的成年人口当中，许多甚至大部分是通过升学、就业从农村流动过来的，这些人的父母原本在城市就没有住房，于是必须在城市解决住房问题。 　　那么，为什么说收入水平增长必然带动居民的住房购买性支出上涨呢？这是由于，伴随居民收入当中食品支出比重（即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可用于非食品支出的金额就会相对增长，其中当然要包括住房的购买性支出。我做了一项统计分析，发现1978年~2007年，虽然城镇居民收入的累计增幅为39.19倍，但由于恩格尔系数由最初的57.5%下降到36.3%，扣除食品支出外的收入，累计增幅高达59.19倍。想想看，如果今后居民非食品支出当中的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随财政政策转向而出现减少，加上个税起征点再度提高而溢出的实际收入增长，城镇居民用于住房的购买性支出会不会有所增加呢？ 　　至于居民储蓄与居民住房购买性支出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也是相互约束的。所谓相互促进，当然是指居民的住房购买性支出必须以足够多的储蓄为前提条件。所谓相互约束，则是指较快的居民住房购买性支出增长会部分削弱居民储蓄的增长。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1998年的国内城乡居民储蓄较1978年累计增长了252.6倍，就不会有1999年国内出现的第一波商品房销售高峰；如果不是2000年商品房销售继续火爆，这一年的城乡居民储蓄按年增长率就不会由1997年及以前年度的20％以上下降到当年的7.9%；如果不是2007年的商品房销售异常火爆，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增幅就不会再降至6.77%，这是近30年来的最低点。 　　还有一个问题，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美国自由经济学派的人，一直以美国经济当中的消费率高达80％而投资率仅20％作为范本，认为国内40％以上的投资率过高，而50％左右的消费率过低。在他们看来，应当大幅度提高国内的消费率。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这种错误的经济学观点误导了国内舆论，以至于媒体普遍认为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消费需求。 　　有必要做一个说明，居民住房的购买性支出不统计在消费当中，而是统计在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属于私人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在全世界都是通行的。 　　但是，美国存在成年人口增速快于总人口增速的问题吗？即使由于外国移民使美国也多多少少存在这一问题，但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中国严重。美国有足够多的居民储蓄吗？别逗了，美国人连吃饭都借钱，更别提买房了。当然，论及中国人的住房条件，大概没有人相信比美国强吧。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剔除私人住房投资，中国近几年的投资率恐怕连30％都不到。与2000年以前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当中较少房地产投资时的投资率相比，这样的投资率不是提升了，而是下降了。 　　总之，既然成年人口的超前增长决定了必须有足够多的住房供给，才能满足处在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国民合理需求，既然伴随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以及储蓄的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当中可用于住房购买性支出的空间不断扩大，既然单纯依靠鼓励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以真正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那么，扩大内需就离不开房地产。当然，与此有关的问题还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