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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书画名家的作品越来越受到收藏界青睐。图为香港苏富比工作人员在介绍张大千的作品《老树腾猿》。 新华社记者 孙浩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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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正在审理的“253万元拍得吴冠中假画案”备受社会关注。与之类似,史国良打假案、韩美林指假案不断出现,大量扑朔迷离的书画官司也随之潮涌。专家商家众说纷纭,近现代书画作品鉴定权和鉴定效力的争论高潮迭起,到底谁能“一锤定音”,是作者本人、亲属,是业界专家,还是“第三方中立机构”?在首届“中国近现代艺术作品鉴定权归属”高峰论坛上,来自法律界、收藏界、拍卖界、艺术界的专家“坐堂会诊”———
是否可靠
莫衷一是
10月19日,在首届“中国近现代艺术作品鉴定权归属”高峰论坛上,来自法律界、收藏界、拍卖界、艺术界的20余位专家聚集一堂,就“中国近现代艺术作品鉴定权归属”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作者及亲人鉴定:
是否可靠
谈起自己常年“打假”的经历,著名画家史国良一脸苦笑:“是不是自己的作品,画家本人最清楚,可这一点却遭到了质疑。”史国良认为,应该把鉴定权还给艺术家本人。这种质疑并非个案。在本次“吴冠中假画案”中,辩方律师即表示:画家鉴定本人画作存有弊病,“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对此,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认为,创作者虽对作品原则上最有话语权,但“不能预设每位创作者都是道德楷模”,因为一旦作品进入市场流通,就会衍生出一系列利益问题,而此时创作者本人能否完全客观中立并非定数。
“至少有三种可能性会影响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判断:一是过去的某些作品不够好,为维护声誉而羞于承认;二是牵涉到经济利益关系;三是的确记忆模糊,一时看走了眼。”著名收藏家、“台北寒舍”董事长王定乾的意见颇具代表性。
对于已然过世的艺术家,由其亲属或门生对作品实施鉴定颇为盛行,而在专家们看来,其效力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先问三个问题:该亲友有无足够的专业素养;有无相应的道德素养;有无对艺术家的充分了解及经验积累。”杭州西泠印社董事胡西林说。
书画专家及拍卖公司:
莫衷一是
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名家书画,往往附有大家名流出具的鉴定证书。那么,这盖有鲜红印戳的一纸鉴定,可信度又怎样呢?
“现在的专家鉴定,基本上沿袭了目鉴和考鉴两种方式。这种传统几千年来行之有效,不应彻底抛弃。”嘉德拍卖公司董事副总裁寇勤说,“然而,也有水平参差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专家们一致认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是我国艺术鉴定界最高权威。然而,随着一位位大师相继过世,阅历丰富、学养渊博的“国眼”级专家已经不及以往,这直接影响了当今艺术品鉴定的整体水准。同时,这些专家的鉴定领域多集中在古代书画方面,而近现代书画鉴定,则“既尚未形成专家队伍,更没有建立起权威机构。加之如今科技发达,造假作伪手段越发花样百出,更增加了辨别真伪的难度。”
与之相应,拍卖公司也能够出具艺术品鉴定结论。据介绍,组建鉴定队伍、聘请专家顾问,是拍卖公司的通行做法,甚至有公司曾推出过“保真拍卖”,承诺推出“100%真品”。对此,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坦言,在没有十足把握的前提下作出“保真”承诺,若非好心办坏事,就是更大的蓄意欺诈。
成立专业机构科技防伪:
难度不小
在困局面前,一个共同的呼声逐渐清晰———成立有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独立运作,依靠现代科技提高鉴定准确度。
“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五线谱’,只有专家能够破译,而现在的局面是有鉴定资质的不够专业,足够专业的又没有资质。同时,个人意见难免有偏,组成一个集体,才有监督性和公信力。”史国良说。
与此同时,画家自身的防伪意识也亟待提高。王定乾提议,艺术家应该及时为所有作品建立出版著录、创作年鉴,为将来鉴定提供参考。再进一步,应该研发和运用科技含量较高的防伪标识,这样,“即便挡不住全部造假者,也能够提高造假的成本与难度,减少此类现象。”
此外,鼓励创作者、鉴定人员和民间鉴定机构深入市场、实际调研,以提高鉴定水平;重视和扶持民间成长起来的“土专家”,将艺术文物鉴定纳入国家社会科研规划,逐步建立起与文化大国相匹配的鉴定体系和分类标准。 (据《光明日报》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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