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在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途中病逝印度古里，他的真身究竟葬于何处，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南京博物院专家葛晓康先生从半个世纪前在南京牛首山一座古塔地宫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线索，经过长达15年对文物和文献的破译，一个重大发现让他大吃一惊——— 　　南京阿育王塔11月22日已经出函，但金陵大报恩寺地宫之谜仍未揭开。近日，又一桩与明成祖朱棣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考古悬案，历经半个世纪，终于浮出水面。 　　南京博物院专家葛晓康先生从半个世纪前在南京牛首山一座古塔地宫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线索，经过长达15年对文物和文献的破译，一个重大发现让他大吃一惊，牛首山弘觉寺舍利塔地宫，就是郑和真身葬所，也就意味着地宫出土的人牙就是郑和的牙舍利。 　　[证据1] 　　现有郑和墓只是衣冠冢 　　专家实地考察，证明郑和德塔（现弘觉寺塔）与郑和衣冠冢（现郑和墓）在一条垂直线上，与康熙《江宁县志》记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此则赐葬衣冠处也”，完全吻合 　　日前，记者随葛晓康来到佛教“牛头禅”发源地牛首山，在其南麓周坊村一片寂静的树林里，郑和墓出现在眼前。当地农民称之为回回山，称墓为马回回墓。墓丘背依牛首山，坐北朝南，长300米，东西长60米，高约8米。墓前原有一批神道石刻和巨碑石座，今已无存。葛晓康指给记者看，墓牌坊、墓丘与背后山上的弘觉寺舍利塔正好在一条垂直线上。郑和墓自1959年发现以来，学术界对该墓是否是郑和的真身墓，一直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当年指认郑和墓主要依据村民的传说和推测，没有发现证明此墓是郑和墓的文物。因此，郑和病逝于印度古里，应该葬在印度，南京牛首山这座“郑和墓”至多只是郑和衣冠冢的说法一直占上风。理由是郑和1433年4月逝于印度古里，船队同年7月返回国内。从郑和病逝到船队返国历时3个多月，正是炎热的季节，航线又地处热带，郑和的遗体显然不可能保存好带回国内安葬，很可能葬在古里、苏门答腊或爪哇。这一观点被一些专家基本上盖棺论定。而郑和后裔却认为，南京郑和墓并非衣冠冢，是名副其实的郑和安葬墓。 　　葛晓康说，据清康熙《江宁县志》记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有奇功。密知建文踪迹,回朝皆奏不闻,史称其有隐忠云。宣德初，复命入西洋，卒于古里国，此则赐葬衣冠处也。阴兄之子义，世袭锦衣千户，后遂袝焉”。“我们认为，郑和墓在牛首山西麓的记载是正确的，因为这段文字还记载了郑和养子的墓也在牛首山西麓，所以，这里出错的概率应该是很小的。那么如果一人有两处墓，可能是：一为衣冠冢，一为真身墓，因为只有真身处才称为‘墓’，而衣冠处则称为‘冢’。而弘觉寺塔恰好位于《江宁县志》记载牛首山西麓，证明与县志的记载完全吻合。” 　　葛晓康告诉记者，“我关注郑和墓历史悬案已经多年，始终赞同郑和归葬南京的说法，但苦于没有充分证据。”为了寻找答案，葛晓康苦心研究15年，南博收藏的一批52年前牛首山弘觉寺舍利塔塔基地宫出土的文物，再次引起他的注意，神秘面纱逐渐露出一角。　　 　　[证据2] 　　文物铭文有 　　“太监佛弟子”字样 　　专家再次考证，现在看到的牛首山上的唐塔是明宣德所建弘觉寺塔，汉语中的塔，梵语意为坟墓。塔中地宫里的文物，表明墓主的身份是一位太监，同时也是一位佛家弟子 　　“1956年7月14日，几个青年游览风景区牛首山时，在弘觉寺舍利塔塔基发现了地宫。南京博物院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出专业人员进行抢救性挖掘。”当年参加考古的南京博物院专家蔡述传介绍说：“塔底中央有一圆洞，洞盖已被揭开。地宫中出土了铜器、瓷器、玉器，一颗人的牙齿和一颗动物牛牙，在一个青釉罐里发现了少许骨灰，以及其它十多件文物。最为精美的是一组“鎏金喇嘛塔”，塔上一尊铜鎏金释迦涅槃像长10厘米、宽4厘米，通体鎏金，为卧式，形象生动，像外有金棺银椁，目前已成为南博镇院之宝。由于塔上所刻铭文‘御用监太监李福善’不见文献记载，所以当时的断代依据是塔上的最早墨书题记，即塔第四层东北门上‘正统五年，1440年，三月初四日赵氏妙玉’。后来对塔的建造年代和这批珍贵文物的来龙去脉，从未做过考证。因此，有关这批出土文物的来历，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 　　最近，考古专家对牛首山弘觉寺舍利塔地宫进行了重新测量和清理，给葛晓康增加了信心。在清理过程中，考古专家发现地宫底部已经到岩石，因此，大家一致认为，现存的弘觉寺舍利塔应为文献明确记载的明宣德八年（即1433年）所始建。葛晓康对记者解释道：汉语中的“塔”一词，来源于梵语“stupa”，原意为坟墓。“难道这个塔是一座‘墓’？那么塔中地宫出土文物铭文“御用监太监李福善”究竟是谁？喇嘛塔铭文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这位太监是佛弟子，但面对佛祖他为什么一反常规使用俗家姓名而不是法名？这位墓主李福善大人又为何有如此高的待遇？” 　　[证据3] 　　佛弟子李福善正是郑和 　　地宫出土的文物考古证明，文物组合是一次御祭活动，这次御祭应当与地宫安葬的这位功臣有关。喇嘛塔铭文李福善的字迹与郑和长乐碑的笔迹十分相似，这位李福善不是别人，正是郑和 　　为了弄清楚李福善究竟是谁，葛晓康把三组文物重新组合，发现释迦涅槃像、喇嘛塔、红砂石金刚宝座、1件青花莲花纹瓷罐和3件青花杂宝纹瓷罐，组成1座小型的金刚宝座塔，这种塔是仿印度的佛陀伽耶精舍而建。塔的铭文表明是一次御祭活动，毫无疑义，这次御祭应当与地宫安葬的这位功臣有关。根据丧葬制度来看，这位功臣应当为此以身殉职，时间应为宣德八年，即1433年。那么，发生在宣德五年，1430年有几万官兵参加的第七次下西洋无疑是国家大事，郑和是其主帅。据史料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曾在牛首山祭祀过，这组文物复原后，葛晓康茅塞顿开：“文物组合说明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祭天之坛城。” 　　葛晓康根据地宫出土文物并结合《前闻记》的记载，在宣德元年到宣德八年之间，只有郑和奉圣旨率领的第七次下西洋船队于1431年1月19日离开南京时的这件国家大事才具备参加郊祀的条件，所以，“坛城”应为船队即将离开南京时，于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一日，1431年1月14日奉旨在牛首山举行“郊祀牲”时留下的宝物，后应供奉于弘觉禅寺卧佛阁，最后作为赐葬和镇塔的象征放入地宫。经过研究，葛晓康认为，郑和为了使祭天之物不被反对派毁灭并能将其丰功伟绩留传后世，以及祈望在佛教圣地牛首山能够修成正果，而精心设计了这一暗线“铭文”。 　　喇嘛塔下枋的正面和背面分别錾刻楷书铭文，前面为“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背面为“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已故的厦门大学教授庄为玑先生曾经说过，“长乐碑文字工整，也许是他下西洋最后留下的笔迹。这个笔迹是郑和身后十分可贵的文物。”而喇嘛塔铭文的字迹与长乐碑的笔迹十分相似。葛晓康说：“这位李福善不是别人，正是郑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从永乐元年姚广孝题记的《佛说摩利支天经》中找到了记载：“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那么郑和为什么在其法名福善前冠以“李”姓？葛晓康考证说，当明成祖朱棣去世后，郑和失去了知音，年轻的宣宗又对他极端不信任，反对派掌握了实权。为此他预感到自己的后事，他在江苏太仓和福建长乐各立了一块碑，一稿两刻，目的是防止反对派破坏，为七次下西洋的伟大事业留下一份信使。另外，弘觉禅寺是南唐李昪施舍建立的，李昪死后就安葬在牛首山的南唐二陵。喇嘛塔铭文“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更是一语道破郑和的心机，这就是他乞望与李先主一样，在牛首山弘觉禅寺永远供奉佛祖，即身后也能安葬在牛首山。“这是一次巧妙的有意安排。”葛晓康这样认为。 　　[证据4] 　　弘觉寺塔应为“郑和德塔” 　　一件青釉舍利盖罐的纹饰终于被解开迷底，为盛放郑和骨灰而用，里面有郑和的牙舍利，是郑和精心设计。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石刻铭文《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证明弘觉寺塔为郑和德塔 　　地宫里的一件青釉舍利盖罐的纹饰，更是引起葛晓康的浓厚兴趣。瓷罐盖面“水”字形的纹饰，竟然是一个甲鱼壳，它和周围的六朵小花寓意“花甲之年”。这个组合纹饰的成功破译意义重大，从佛教上看，青釉舍利盖罐上的三层纹饰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相对应的解释是，盖面纹饰系指死者于“花甲之年”升天；罐身中部的7朵小花纹饰系指死者生前曾在人间所从事七次下西洋的辉煌业绩；一般来说，只有佛和菩萨才使用莲花座，莲花瓣片数的使用在佛教中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佛祖使用千片莲花瓣，一般佛和菩萨使用数十片左右的莲花瓣，所以，该罐使用的三片莲花瓣纹饰可能特指罐中的逝者。所以罐身底部的3片大莲花瓣纹饰系指死者“三宝太监”，因郑和原名叫马三宝。青釉舍利盖罐里的一颗人牙，无疑是郑和的牙舍利。另外一颗牛牙证明郑和是客死于印度古里，因为印度有个习俗，视牛为圣兽。1433年郑和死时是牛年，所以，当地给予了这位客死他乡的航海家以最高的荣誉。葛晓康认为，根据“花甲之年”推算，郑和的生卒年应为1373—1433年，郑和在世整整60岁。如果说青釉舍利罐外的纹饰是一篇别具一格的墓志铭，那么喇嘛塔铭文则是一通风格独特的赐葬墓碑。青釉罐应为盛放郑和骨灰而用，这件文物应定名为“郑和骨灰罐”。 　　葛晓康还发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的鼎力相助下，他对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提供的原南京碧峰寺里一块石刻铭文《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进行了考证，发现模糊的字迹中隐隐约约有“圣皇大恩，师浴麓德塔□”字样，并考证出撰文者正是任第七次下西洋的副使太监周满。因此，“应当为弘觉寺塔正名为：‘郑和德塔’，这座塔毫无疑义是郑和的真身墓葬，为宣德皇帝所赐葬。”葛晓康说，虽然郑和由于劳累过度而客死他乡，但正是由于他当年的精心设计，“坛城”才能得以保存，弘觉寺舍利塔才能历经多年风雨、战乱的磨难而神奇地保护下来，地宫的秘密才能严守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如果郑和泉下有知，一定也会为此感到欣慰。 　　[传闻] 　　郑和七下西洋寻找什么？ 　　朱棣想找“受命于天”的玉玺 　　为什么郑和要七次下西洋？他又是去寻找什么呢？ 1403年，这一年，中国有两个皇帝，即6月以前是建文帝朱允炆；6月以后则换成了明成祖朱棣。1405年，朱棣派郑和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舰队，驶向埋伏着巨大风险的茫茫大海。有人把目光集中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消失上，而这支庞大的船队，就是为了寻找到这个人。这个价值超过一支远洋船队的重要人物不是别人，而是朱棣通过4年战争推翻的皇帝———建文帝朱允炆。据《明史》记载，朱棣在攻入南京金川门的当天，“宫中起火，帝不知所终”。一场大火遮蔽了建文帝的去路，他是蹈火自焚，还是趁乱远逃？这个疑问一直令朱棣如坐针毡。因为朱棣在“六月夺嫡”，攻占南京紫金城后，却没有找到王朝的玉玺，那块“受命于天”的玉玺，使朱棣陷入尴尬。 　　据有关记载，走投无路的建文帝慌乱中找来老皇帝留给他的一只铁箱，打开箱盖，发现一张羊皮裹着的地图，显然是为他准备的逃亡之路。于是，朱允炆穿上袈裟、草鞋，戴上僧帽、度牒等物，削发扮作僧人，经由孔庙逃出南京城。追踪者一直追到了泉州，苍茫的大海使追踪者止步。朱棣开始怀疑是否有一艘阿拉伯商船把朱允炆带到海上。逃亡的朱允炆是否曾看过南京文渊阁里藏着的一幅《混一疆理图》，图上表明的世界尽头，是南非的好望角。1424年朱棣北伐边疆途中长逝，朱允炆仍然没有下落。1430年6月，郑和最后一次踏上征程，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远航。 　　蔡震 （来源：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