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自辞去清华教职，闹出个大动静后，多了温和，少了痛骂，似乎消停不少。有的媒体不过瘾，希望他一如既往，骂口常开。可惜陈丹青一旦弄出点小动静，媒体要么无从传递，要么顾左右而言他，面目全非。去年陈丹青同韩寒做客电视台，聊到茅盾、巴金、冰心几位大家，文采欠佳，读不下去，引来一通声讨。陈在其新著《荒废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地狱与宗庙》文末，写下一段附注，介绍文章刊发曲折经历，令人感慨再三。 　　与《退步集》、《退步集续编》相比，书名《荒废集》显得更加谦卑。不过，再怎么“退步”，也不至于“荒废”。翻书细读，不难发现，“愤青”（非贬义）陈丹青，“自由谈”短稿也好，“再谈鲁迅”也罢，表面上，“只要是国情，别问正常不正常。”“人家是人做事情，我们是事情养人”一类警策语句不再触目皆是，而骨子里那份清醒，那份敏锐，那份忧虑并无多少改变，表达透彻依旧，只是锋芒稍敛。  　　陈丹青“笑谈大先生”鲁迅，独具慧眼，别有发现，前两年已讲演三次，本来以为再无可说，不料应周令飞邀请谈其祖父，又讲演三次，仍是新意迭出，意犹未尽。一般演讲或接受访谈，陈丹青针砭时弊，口无遮拦，往往会给人一个印象：狂。而一谈论起鲁迅，陈丹青辄神情一变，凝成一种姿态：敬。对于这一点，陈丹青自己也是直言不讳：“末一篇谈论《狂人日记》的影响，隐约说出自己的异见了，这异见，其实是鲁迅身后的大历史所给予，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而审慎说出异见，我以为，仍出于我对鲁迅的爱敬。”由此可见，作为一位标志性人物，陈丹青该敬则敬，当贬则贬，从未让愤怒扼杀理智。 　　陈丹青毕竟不是软柿子，对于一些媒体欲将其捏来捏去，不但保持警惕，而且勇于反击。2008年年初，北京一家报纸，组织写手给12位“文化名人”写公开信，陈丹青是收信人之一。记者在电话中放出口风：“陈老师有胸襟，不会见怪的”。结果见了公开信，陈丹青发觉自己竟无“胸襟”，亦颇“见怪”，击键写下《请媒体人善待公器》，反戈一击：“我曾说：所谓公众人物就是给公众耍着玩的人物，现知失敬于公众，没说对———盘据公器而能耍弄私意的，不是公众，而是有欠自重的媒体啊。”文章结尾处，顺手牵羊，学来信末尾两句话，“前一句照搬，后一句添俩字：有不敬处──不求见谅。”“不求见谅”，更见性情。使人联想到鲁迅遗嘱中所持那种“一个都不宽恕”态度，不知算不算牵强？ 　　在陈丹青看来，知青是不幸的，因此有某种被言说、被纪念价值。但知青们更不该忘记，亿万农民远比知青更艰苦。知青被历史赋予一种荒谬的身份，没有人会“纪念”农民，并给予格外的同情或尊敬（《知青与农民》）。悲天悯人情怀，泽润字里行间。 　　陈丹青文字，有一种痛快感和跳跃感，读来是一种享受。至于“自序”中担心“有所期待的读者，怕会失望的”，并未成为事实。与作者其他书籍一样，本书亦配有大量插图，与文字相呼应，或直观作证，或曲尽其妙，皆琳琅盈目，沧桑透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