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是同在7月11日这天辞世的。这一天，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从那一刻掀起哀悼悲情，这些天如水一样漫溢过几乎所有的媒介。只是，悼念季羡林势如潮涌，缅怀任继愈先生则清淡如水。 　　季羡林先生能拥有身后如此哀荣，我也以为，这是对其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的一种界定。只是，相较之下，任继愈先生的辞世，太过寂寞了。我在这种寂寞之中，也碰触到中国文化中一种刺痛人心的东西。 　　除了读过季羡林诸如《牛棚杂忆》、《病榻杂记》之类的散文，我对其学术成就可以说不甚了解。这让我觉得，对季羡林的辞世实在难以致深切的吊慰之忱，毕竟，对于纪念来说，还是要讲究“非诚勿扰”，否则，那些悼念与缅怀的文字，必然太过矫饰，那也将是对逝者的一种不敬。于是，连日来，我选择在别人悲情的文字寻迹季羡林老人的生前伟岸。 　　看得多了，也就知道季羡林先生最伟大的成就，断然不是我以前看过的那些散文，而体现在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梵文、印度历史与文化等领域的不凡建树。事实上，媒体在罗列季羡林先生的身份时，也多是强调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等等。于是，我彻底明白，季羡林先生所研究的专业，是地道的“冷门”。 　　只是，研究“冷门”季羡林先生是深受媒体关注的红人，生前如此，逝后犹甚。而与季羡林同日辞世的任继愈，研究的也是“冷门”，不同的是，生前寂寞，死后淡然。媒体关注程度的天壤之别，令我不禁在想，难道这样的落差，真的就是二者在学术成就与贡献方面的表征吗？不是的，事实上，不仅毛泽东曾赞誉任继愈先生“凤毛麟角”，当今学术界也都普遍给予任继愈极高评价。 　　更重要的是，许多媒介在祭奠季羡林先生的时候，还不惜搬出那顶早被季羡林拒绝的“国学大师”的帽子。也就是说，对季羡林先生的热烈关注，也根本不是基于其“冷门”学术成就本身。种种纪念季羡林的影像与文章，更像是权力引领下的一种纪念运动，更像是文化消费主义的一种商品制造，贴在一些学术界、文化界人士的脸上，或是挂在这些人开设的商铺中，作为一种卖点、标榜、显扬。在我看来，这或许是连逝者哀荣也难以承受之重。这样的情境，倒让我多少觉得，任继愈先生在逝后的寂寞，或许也是一种幸福。 　　一切都在表明，在许多人的视界，在所谓的大师与学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现在尽管他们对那些“冷门”的学科毫不了解，却底气十足地喊出诸如“季羡林之后，再无大师”、“季羡林辞世是大师时代的终结”。在此，我当然绝无意于否定季羡林先生堪称大师，只是真切地感觉到，一个茫然追逐大师的时代，也就会是一个随意否定大师的年代。任继愈先生身后在媒体关注上遭遇了寂寞，其实就是明证。 　　悼念季羡林的热烈与缅怀任继愈的清冷，让我确信，真正的大师绝不应是为了让权力成为粉丝，也不应是被用来作为追逐商业盈利的工具。 　　□ 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