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克勤  张新奇 　　季老走了。我们在第一时间飞往北京，到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吊唁他老人家。然后，又去八宝山参加了追悼会。季老安祥地躺在鲜花和松柏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我们深深地向季老的遗体三鞠躬。 　　这天，给季老送行的，还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还有一万多群众。有的大学的师生打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光照千秋”。《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发了消息，称季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言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 　　从八宝山回来，我们又去了季老故居。故居的门锁着，门口贴着一幅白色挽联。故居如旧，故居前面的小湖里，季老生前栽种的荷花正在盛开。我们坐在湖边，望着“季荷”，看了很久很久。 　　18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季老。那一次相见，正是为了编纂出版《传世藏书》。 　　《传世藏书》： 　　变官藏为民藏的古籍整理大工程 　　蔡德贵先生所著的《季羡林传》是这样记述《传世藏书》的：《传世藏书》是国家“八五”跨“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之后二百多年来，最大最系统的古籍整理工程。项目启动于“八五”计划期间，由季羡林任总编,张岱年、徐复、王利器、钱伯诚、戴文葆等著名学者任主编,并组成学术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主任由陈克勤等人出任。全国两千多名古籍整理工作者参与整理工作，收入自先秦到清末要籍一千种，总计二亿七千六百万字，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之下又分若干部类，共计一百二十三册。 　　该工程的初衷，是感叹中华典藏丰伟，但多为御藏、官藏，读之不易，借之尤难。便想汇为一书，变官藏为民藏，让喜欢读书的普通人，足不出户，能随时阅读，吸取知识，充实思想。 　　这样一个大工程，困难多矣。经费筹措难，排印难。此书本可以取影印之巧，有错是原书的，不背骂名。但为了读者方便,有巧不取，决心横排、简体、加标点。如此决策，平添了千百倍麻烦，千百倍工作量，工作中的艰辛，难以言状。 　　在关键时刻，季羡林为工作委员会打气，鼓之以真情实感：要办事，就有难，若人人取巧怕难，社会何以发展!于是，编写人员有了劲头，他们下决心给后世读书人行个方便，坚信“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 　　当全书出版工作告竣之后，季羡林于1996年10月11日晚九点半，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济南。10月12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了《传世藏书》捐赠仪式。季羡林为母校捐赠了一套《传世藏书》,中国建设银行山东分行也捐赠了一套，每套价值人民币六万八千元。目前，这两套书已编码启用。 　　蔡德贵先生所著的《季羡林传》，是季老20世纪90年代委托和授权他写的。书成之后，季老看过，十分感激。后来，该书又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12月再版。蔡先生是季老的同乡、好友、山东大学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书中的内容，都是季老口述和由跟随季老近40年的助手、秘书李铮先生所提供。许多人认为，蔡德贵先生所著的《季羡林传》是很权威的。 　　蔡先生所著的《季羡林传》，能如此详尽、准确地记述《传世藏书》一事，既是对季老的尊重，也是对《传世藏书》的肯定，更是对我们这些参加策划、编纂、出版《传世藏书》工作人员的慰勉。 　　北大造访季老 　　《传世藏书》的策划准备工作始于1990年。 　　开始就我们两个人，后来又增加戴文葆、张自文、刘波等人。由于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项国家级的文化出版工程，因此对各方面可能遇到的问题考虑得比较细。特别是对如何组织协调，如何保证质量，如何保证经费，如何搞好印刷发行等问题，都作了详细论证、反复论证。在有了把握并得到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同意与支持之后，我们才去见季老、请季老。 　　去之前，我们请周老(周林)、戴老(戴文葆)给季老打了电话。当时，周老已从北大党委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周老与季老很熟。据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老任北大党委书记是胡耀邦提名的。周老到北大后，坚决执行邓小平、胡耀邦的指示，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季老便是由周老点名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戴老是我国资深的编辑家、出版家，时任人民出版社编审，20世纪50年代就与季老相识。有了周老、戴老的电话在前，我们才敢大着胆子，在戴老的带领下，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准时赶到季老的住处。 　　季老住在北大朗润园13号楼。这是一栋极为普通的职工宿舍，有几层，住有多户人家。季老住一层，有两套小户型的房子，一套住人，一套放书。当时，季老刚80岁，身体相当硬朗，精力充沛，每天忙得不得了，找他的人很多。我们到季老家时，前面的客人还没走。一位衣着鲜丽的印度女士在座，三十多岁，很富态，随行的还有四五人。据说，这位女士是印度一个大家族的千金。讲的是英语，与季老谈兴正浓。我们只好礼貌地退出，站到楼外的小湖边，欣赏楼前满湖开得正好的荷花。后来才知道，季老住所前的小湖叫朗润湖，通着旁边的未名湖。小湖里的荷花，是季老多年前种的，北大师生称这些荷花为“季荷”。 　　过了一会，季老从住房出来，礼送印度客人后，同我们打招呼。季老逐一向我们讨要名片。有人满脸窘相，说没有印。季老笑着说，按旧规矩，不递名片是可以不接待的。那位同志讲，现在的名片，街上卖冰棍的都可以印，没有先生想的那么庄重。季老更是笑了，示意我们进他的住房。我们万万没想到，鼎鼎大名的季老原来是如此随和，如此平易近人。 　　争取季老当《传》书总编纂 　　那天主要是陈克勤主讲。大意是：海南刚建省，百事待举，很想在出版上做点事。经过认真调研，形成一个共识，即电脑的出现，将大大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电子书、网络书将成为阅读主流。有了电脑，古籍保存的方式也将发生根本转变，这给整理、保存、弘扬中国文化带来巨大机遇。 　　但是，电脑网络再先进，有一个工作是无法替代的，那就是必须将阅读物一个字一个字，准确无误地敲入电脑。中国历代那么多重要典籍，正等待我们去完成这一项工作。 　　基于上述共识，我们很想出版一部能代表中国文化面貌的大书，使之传之于世。具体做法是，按经、史、子、集四库，甄选先秦至清末历代重要典籍，编为一书。对这些典籍，选择通行本或善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吸收前人校勘成果进行整理。 　　为方便现代人读书，方便制作电子文本，我们准备采用横排、简体字、新式标点。在出版书籍的同时，制作电子文本。这些典籍只有存入电脑，才可以避免天灾人祸，得以永久保存，才可以通过网络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最大范围的弘扬。 　　这部书，我们设想了一个名字，叫《传世藏书》。 　　季老听得很仔细，不时还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我们请教他的看法，他讲了两句话：“这件事很好，很好!但也很难，很难!” 　　当我们讲，想请季老做《传世藏书》的总编纂时，季老讲，要先看看相关材料再说。并表示，《传世藏书》有什么活动，可以先让他的秘书前去参加。 　　临走，季老坚持要送我们出门。我们执意不敢，但季老还是把我们送出了他的家门。不久前，他在书房写作，保姆出门，误将他锁在屋内，他跳窗而出，结果骨折。他送我们出门时，腿还不能高抬。我们一再请他回，他还是坚持再送，一直把我们送下住房前的几级台阶，才挥手与我们示别。我们走出很远，还看到先生站在楼前，望着我们的背影。后来，我们从他的秘书那里得知，季老对我们的这次造访印象很好，季老曾对他的秘书讲：这几个人倒真象干事的人。 　　季老领衔  《传》书汇聚南北学术精英 　　季老后来不仅阅读了《传世藏书》的相关材料，还叫秘书到北京、海南等地参加《传世藏书》的有关学术讨论和筹划准备会议，并专程到长沙实地考察了《传世藏书》最初的编校情况。 　　第二次约见我们时，季老对我们的个人情况和《传世藏书》的相关情况已相当了解了。  　 （下转B13版） 　　（上接B12版） 　　同意出任《传世藏书》总编纂。从此，季老为编纂出版《传世藏书》倾注了很多心血。 　　季老同意出任《传世藏书》总编纂，据我们分析，可能与季老晚年提出的一些重要学术思想有关。他认为：从人类整个过程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他还主张东方文化输出，拯救西方文化的没落。《传世藏书》的编纂，正是契合了他的这些理念。他是因为理念的召唤才去做这件事的，所以相当执着。 　　季老给了我们一个名单，希望我们请邓广铭先生、张岱年先生、侯仁之先生、王元化先生、周林先生参与《传世藏书》的编纂工作。一看这个名单，就知道季老已经把事情考虑得很细、很周全了。名单中的这五位，有的是中国北方学术界的旗帜，有的是中国南方学术界的旗帜，有的正在主持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工作。　　 　　当时，有的同志有顾虑，听说邓先生脾气大，不敢上门去请。季老讲：人家学问大，脾气才大。《二十史》点校是解放后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邓先生参加了，有经验。他敢骂人，这是好事，可以及时发现问题，《传世藏书》有这样的人把关好。 　　于是，我们打着季老的旗号，去请邓老。 　　邓老邓广铭先生也居湖畔另一座职工宿舍，住三楼。邓老看了我们递上的材料，问：这么大的事，可行吗?我们立即汇报了有关情况。告诉他，全国文科大学大多设有古籍所，已做了大量古籍整理工作，比如《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等，都已基本完成，只是苦于难出版。 　　邓先生提的问题，我们都作了回答，他很满意。谈话结束后邓老让家人陪同他走下三楼，与我们合影。 　　张老张岱年先生居校外职工宿舍。我们去请他时，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张摇摇晃晃的圈椅，一条腿已经断了，还用绳子捆住继续在坐。张先生年事已高，万一摔了怎么办?我们见完张老后，马上到商场买了一张又结实又舒适的椅子送到张老家。张老执意不要，直到季老发了话才收下。 　　侯老侯仁之先生居北大燕南园。他的答复很干脆，只要季先生任总编，他当全力以赴。他认为，以《四库全书》为基础，又不为《四库全书》所局限，以现代眼光重新选目是很有见识的做法。《四库全书》之后，中国出现千年之变，中西文化对撞，涌现出不少极具思想性的重要著作。以他从事的历史地理这一学科看，《海国图志》就是一例。 　　王老王元化先生住上海。我们请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钱伯诚先生领我们到王元化先生寓所。王老正因腰疼卧床，他躺在床上接见了我们，王老讲：以他的身体，已无法做具体工作，但愿以他的影响，联络上海学者参与其事，共襄盛举。 　　请周老周林先生时，我们向周老详细汇报了《传世藏书》的进展情况，转达了季老的建议。周老听了很高兴。 　　很快，在季老、周老和各方面的支持下，《传世藏书》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编纂委员会之下，成立了三个班子：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季老任编纂委员会总编纂。在季老的指导下，《传世藏书》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季老催经费  要求不“断顿” 　　全面工作启动后，各方面最为担心的是经费问题。季老也很关心资金问题。他讲：国家对古籍整理很重视，但因为资金问题，项目进展缓慢的不少。于是他多次找投资方，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断顿”。后来，投资方认真做到了这一点。季老曾对我们讲：一个企业，能冒这么大风险，拿这么多钱投资文化事业，这是不容易的。 　　《传世藏书》光署名校勘的专家就达二千多人，一干就是六年，每天开支如流水。那么大的开支，一个月可以支撑，一年可以支撑，坚持六年，谈何容易。 　　讲到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建设银行。当时是王岐山任副行长，同意贷款《传世藏书》，王岐山行长还任《传世藏书》顾问。有趣的是，后来王岐山行长到海南当省委书记。谈起这件事，他笑呵呵地说：当时也是受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鼓舞!中央那么多部门支持《传世藏书》，我能不支持?关键还是你们编纂出版《传世藏书》的时机抓得好，有季老领衔，我们放心。 　　繁简、标点取舍 为后世读书人行方便 　　《传世藏书》该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开始我们认为很简单，当然是用简体。但一经学术讨论，马上动摇了。有些专家认为，用简体字不能反映古籍的本来风貌。繁体字一经简化，很多会丧失原字的一些讯息，以致产生歧义。比如“余年无多”，这个“余”是指“我“呢，还是指“多余”呢?繁体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这种例子还可举出一大把。 　　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教季老，季老讲：以他的年龄，习惯读的是竖排、繁体字。竖排书可卷起来读，方便。但他还是主张用简体字。为什么?因为这部书是编给后人看的。“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发起白话文运动，很多大学者反对，批评也很有依据。但白话文后来还是普及了。简体字刚开始推行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大，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连新加坡也是用简体字。简化就是方便化，方便总是受欢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人写草体，就是简化。 　　季老还讲：我看见有人讲繁体字美，简体字如何不美。其实，社会发展总是用一种美取代另一种美。甲骨文美不美?非常美。篆体美不美?很美。但我们的日常生活，已不会广泛使用。个人的审美兴趣与普及是两回事。当年国家搞简体字方案时，我也参与了。比如简化字庆祝的“庆”字，原方案是“广”  “犬”结合。我看了，觉得不妥，提议用“广”“大”结合，最终定稿，采用的是我的意见。 　　我们把季老的意见提交学术委员会讨论，最后一致同意用简体字。 　　还有标点符号的使用，开始的争议也很大。有人认为这部书是给现代人看的，应遵现代人的阅读规范，完全采用新式标点。有人则认为，古书标点非常麻烦，除了断句要正确，还要判断当时的语境、语感，极易出错，极易让人抓把柄。建议像古人读书，用一个符号，点断就行了。 　　季老讲：不能因为怕错、怕麻烦，就不用新式标点。我们要坚持为后世读书人行方便这个目标。我们国家使用的标点体系，也是从西方学来的。实际上，西方国家也不是千篇一律，有的标点分得细一些，有的则分得粗一些。比如人名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等，有的用，有的不用。季老主张，只要不影响阅读，不产生歧义，不必用得太细。做事要力求完美，但又要考虑可行。这么大的事，细化工作可以留给后人补充、修订。祖宗留下这么大一笔遗产，整理工作不是一代两代人可以做好的。我们只是开个头，但一定要把这个头开好，后人的完善工作才有据可依。 　　《传》书杀青付梓  书终以传世 　　关于版本的采用，季老主张多用通行本，不必苛求孤本、善本。收罗孤本、善本是藏书家的要求，治学则要稍有不同。他讲：陈寅恪先生就是这个看法，他非常赞同。 　　关于分类的方法，季老也是这样看的：中国的典籍，有一个特点，叫文、史、哲不分家。完全采用西方图书分类法往往很为难。庄子的文章是哲学，也是文学。中国人讲的“经”，对应到西方去，好像是“哲学”。但我们的“经”里，有“诗”，还有“春秋”。所以，中国的典籍主要还是用中国古人“经、史、子、集”的分类方便。但子部太杂，二级分类时，可以借用部分西方图书分类条目，比如“科技”、“艺术”等等。 　　《传世藏书》杀青付梓时，我们相聚在季老家。历时六年，无白发的生了白发，有白发的多了白发。季老也将步入望九之年。他再也不能像我们初见他时那样，聊发少年狂，去爬窗、跳窗、摔成骨折。全国两千多名参加校勘的专家中，有好几位已先后辞世。上百名《传世藏书》的校对人员中，有好几位因校书患眼疾，再也无法从事文字工作。用手敲坏的电脑键盘，装了整整一间房。完全是被读烂、看烂、翻烂的辞海、字典、也装了小半间房。 　　1996年《传世藏书》出齐后，季老首先将这部书赠送给了他的母校山东大学。然后，又将这部书送给一些国际友人。泰国诗琳通公主访华时，朱镕基总理和夫人将《传世藏书》作为国礼，送给诗琳通公主。此后，美、日、英、法、德和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台湾、港澳地区的图书馆和研究汉学的专家学者，纷纷购买《传世藏书》。中国各大专院校图书馆和各省市图书馆也收藏《传世藏书》，有许多企业和个人也收藏《传世藏书》。 　　一时间，在中国出版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传世热”。各种以“传世“为名的图书、音像制品热销了好几年。 　　为了保证《传世藏书》的印刷、装帧质量，我们还特意兴建了一座印刷厂，进口全套的德国海德宝印刷设备和装订设备。《传世藏书》的用纸，也是按防潮、防虫等藏书的要求，专门到加拿大研制的。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出版一部全面质量好的大书，为国争光。 　　《传世藏书》有个“出版告白”，是张新奇起草的。季老看过后，认为言简意赅，文字朴实，很有特色，把编纂出版《传世藏书》的主旨都讲清楚了，建议印在全书之首。学术委员会审阅后，也认为很好，同意季老的建议。季老最喜欢“出版告白”中的最后两句话：“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 　　现在，季老走了。参加编纂出版《传世藏书》的许多大家、专家也走了。他们正应了“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的预言。 　　季老赠墨宝 激励弘扬“东坡遗风” 　　季老曾送给我们一幅字，内容是苏东坡谪黄州所作的词《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 　　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幅字，我们已读过多遍，早已懂得季老书赠此词的意思。季老曾对我们讲：你们工作在海南也是一种幸运。海南是苏东坡生活过3年的地方，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海南“东坡遗风“的存在。我们说：我们不敢当。但我们会向苏东坡学习，为发展海南的文化事业和中国的文化事业做点事。季老听后，一再点头：这就好!这就好! 　　我们知道，季老是很敬重苏东坡的。季老在《我所喜爱的书》的谈话中就曾讲过：“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和艺术史上最全面的伟大天才。” 　　季老留给我们的这幅墨宝，将永远激励我们更好地去弘扬“东坡遗风”。 　　我们因((传世藏书》与季老结缘，交往这么长时间，细细想来，最大的获益，是先生给我们示范了人的另一种活法。 　　世人求贵，而先生活到无贵无贱的境地。他在校园散步，刚入学的新生以为他是校工，请他看行李，他便老老实实看行李。 　　世人求奢，而先生则活到无奢无简的境地。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饭，用的是老旧家具，而衣服，一穿几十年，不止旧，看上去都不怎么合身了。 　　世人求富，而先生则活到无富无贫的境地。别人给先生戴了很多顶“桂冠”，他都辞掉了。照我们看来，先生有一顶“桂冠”是辞不掉的，那就是他还是一个收藏家。他藏的砚、石精品不说，光字画，足可开一个规模不小的精品展。我们去先生家，曾见工作人员打扫卫生，从床头桌边清出一些外国友人送的礼品，塞在那里，几十年了还未拆封。当代名人给先生的信札，俯拾皆是。若论富，先生是大富，完全可以上什么什么排行榜。但先生日日笔耕，过得是那么简单、清贫。先生的孙子大泓，曾用现为天价的古墨古纸练字，先生看了，只是笑笑。 　　与先生比，我们是俗人，我们要永远向先生学习。 　　《传世藏书》出版后，电子文本很快被利用，中国国学网创立。世人已通过网络，正在修正、使用《传世藏书》，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高兴。这正是我们当初策划编纂出版《传世藏书》的初衷，也是人们对季老永远的最好的纪念和怀念。 　　本文作者： 　　 　　陈克勤：原海南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中国版权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现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张新奇：原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副总编辑，现为旅居澳大利亚学者。 　　套题照片：国学大师季羡林。（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