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图书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我们编辑的百余万字的两卷本《天津日报珍藏版孙犁文集》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高度关注。《天津日报珍藏版孙犁文集》的编辑出版，是孙犁研究工作的一件大事，是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报纸副刊研究工作的一件大事。回望副刊名人，总结办报经验，研究《天津日报珍藏版孙犁文集》的编辑学价值，对于我们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新起点，进一步提升报纸副刊水平，加强报纸副刊研究，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孙犁不仅是文学名家，而且是副刊名人。他长期的办报经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丰富的副刊工作经历，本身就是中国报纸副刊研究工作的重要对象。 　　从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到2002年7月11日孙犁逝世，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孙犁始终没有离开过天津日报社。他是天津日报社的第一批职工，也是终身职工。他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长期的领导者。直至他90岁逝世，天津日报社也没有给他办理离休手续。作为副刊名人，孙犁是资深的、终身的、名副其实的。曾任天津日报副总编辑、天津市孙犁研究会会长的滕云同志在《我所理解的报人孙犁》一文中说过：“能够成为一张报纸、一张报纸文艺副刊旗帜的现代作家并不多。我以为报人孙犁，应该是作家孙犁的成就与贡献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2年孙犁逝世不久，我曾在天津日报文艺部的一次业务研讨会上提出，孙犁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孙犁时代（孙犁直接领导副刊工作）、准孙犁时代（孙犁指导副刊工作）、后孙犁时代（孙犁的编辑方针影响副刊工作）。我的观点得到与会编辑们的普遍赞同，大家认为这种提法非常科学和实际。在不同时期，孙犁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关系，于不变中有变化，于变化中有不变，体现了副刊名人与所编辑、所影响副刊的完整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总体上呈现着一种名人与副刊相互推进的双赢关系，极具副刊编辑学研究价值。 　　我坚持认为，所谓“副刊名人”，不仅体现在其对副刊编辑工作的投入及其水平上，而且体现在其对副刊写作的投入及其水平上。从副刊编辑学的角度看，作为副刊名人的孙犁，其副刊编辑工作与副刊写作的配合基本上是成功的、完美的。 　　孙犁成为副刊名人，源于他自身的职业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虽然新中国成立前他曾在晋察冀通讯社和《晋察冀日报》当过记者、编辑，编过边区刊物《山》、《鼓》、《平原》，但他真正成为“文艺副刊旗帜”，还是在《天津日报》。当然，他在《天津日报》更多情况下是以领导者或指导者的身份从事副刊编辑这一职业的。但是，他确确实实认认真真地处理稿件，悉心培养了许多作家，其中有几位如刘绍棠、从维熙等还出了大名。他自身的写作使得他的编辑工作很有底气，他的编辑实践也使他写作的内容更加充实。他为“文艺周刊”写的编者启事、说明、按语，他为“文艺周刊”的作者作品所写的评论文章，他总结“文艺周刊”办刊经验的文章，就有二三十篇。《天津日报》有了孙犁这样的副刊编辑兼名作家，等于拥有一份珍奇的无形资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不仅约好稿约名家稿方便得多，而且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这张报纸总要高看一眼。我曾在一篇相关的文章中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人有人品，报有报格，《天津日报》如果没有孙犁、方纪，就如同《大公报》没有沈从文、萧乾，《文汇报》没有柯灵、黄裳，报格多多少少是要打一些折扣的。2001年，同样既是文学名家又是副刊名人的金庸先生做客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盛赞《天津日报》是“很雅正的大报，评论有影响，报纸品位高”，其中自然包含了他对孙犁在副刊编辑工作方面成就的敬佩。2002年7月11日，新华社在发表孙犁逝世的消息中特别提到：“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与以往人们更看重孙犁文学创作相比，这个评价是比较全面、十分准确的。 　　带着明确的副刊编辑学理念，我们编辑了《天津日报珍藏版孙犁文集》。展露了迄今为止孙犁著作任何版本所没有的珍贵史料。通过如此丰厚的编辑含量，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孙犁的新视角，为中国报纸副刊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