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随笔 ] 　　海南写散文的人不少，可写得好的人却寥寥无几。王卓森便是这寥寥无几中的一位。正如黄宏地先生所说的那样：“王卓森的作品，读起来总是细节饱满，人情流动，一篇篇皆是人间烟火的山川城廓。”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作为城市的谋生者的王卓森为生计所奔波，为物欲所困扰，正如他在文中淡然写道的一句：“我偏居于城市的一隅。”（《我的写作》）。面对如此的境遇，众人对待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人出逃，有的人麻木，有的人反抗，有的人沉湎于寂寞，而王卓森安于孤独，以“苦”为乐，以寂寞为生。孤独时他的想象力更加汪洋恣肆，加上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以及思想上严格自省的态度，弥补了他对事物理解上客观存在的有限性，扩张了他的精神世界。 　　散文，就是自由散漫的文字，它无论抒情、写意、叙事、状物，还是沉思和漫游，“散”都应是它的基本神态。散文的言说是日常交换意见的容器，故尔以讲述性的语言构建文字的一方净土。王卓森在《年是一件用旧的东西》里写道“其实，淡，才是时光的本质。”其实，“淡”也是散文的本质。天下间什么人都能写散文，而这些散文文字只传达了一个信息：写作者运用语言能力的退化。此时此刻，散文沦落成了一种令人厌倦的话语泡沫，或者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个人感怀。《村庄的私语》摆放在浩瀚的散文世界里，却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景，贴近生活，贴近真诚。“与许多心魂不安的人一样，我一边呼吸城市的时尚，一边怀念乡间的宁静，在这种奇怪的悖论和情绪中，写作成了我间歇性的劳动”--王卓森如是说。 　　在王卓森的散文里，语言焕发出“世俗烟火”的迷人魅力。正如小说家余华所说的那样：“我对语言只有一个要求：准确。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像地主压迫自己的长工一样，使语言发挥最大的能量。”准确的语言其实就是最有表现力的语言，体现在王卓森的写作里，便是词语的选择和比喻的应用上。王卓森善于用词，喜用比喻，总是能为词语找到新的组合方式，以此来扩大语言的表现力和吸引力。譬如“他带不走湖，湖也不会跟着他走。”（《睡在湖上的莲》）“天下男人，天下胡须，道貌不过几茬胡子。”（《天下胡须》）“每一次月光照后，村庄就老了一些。”（《月光照着村庄》）“老吴的写作是山里的小河淌水，是村妇的红薯南瓜。”（《一场广播剧》）“祥婆的唱腔和戏文便染浓了一个乡夜，柔醉了一枚西月。”（《戏里戏外》） 　　散文是极容易写的。很像围棋，易学难精。有的人一辈子以散文家知名，但其文章仅仅是粉饰现实的社论而已。有的人一辈子没写什么正经的散文，却能以其说真话使得中国人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散文必须介入生活，但我所说的“介入”与萨特所说的“介入”还有所不同，萨特认为小说更适合“介入”而诗歌不便“介入”，而且萨特的“介入”说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我所说的“介入”是对生活有一种批判性，有所爱，也有所恨；有所宽容，也有所憎恶。散文家不是纸人，他必须对生活有所发现，以散文的方式对生活发言。事实上，只有生活才给予我们无穷的可能，但在文学表现中轻视日常生活的现象依然存在。许多作家仅仅只关乎他的幻想，很少留下他身体生活的痕迹。 　　王卓森懂得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所以他会说：“跟着生活的后面，我还在写着。”我想我们大家其实都是旅人，人的一生也便是旅程的记录，有的是艰难的跋涉奔波，有的是悠闲的游山玩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际与选择。王卓森选择了读书与写作，这是他一生的梦想，也是一次艰难的跋涉。或许永远只不过是一种梦想。然而人生有了某种梦想，也便不再是一无所有，于是有了依恋，有了寄托。无论是“侧身过年”，还是“种荷事业”，无论是“村庄私语”，还是“阳光弹在身上”，所有的风景人事，都与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梁实秋说过，散文的美，美在适当。（《论散文》）适当即是节制，就是不过度抒情。《村庄的私语》与所谓的历史大散文、时尚小资散文就此拉开了距离，在淡而有味的文调里，一针一线锻造出“精致独特的文字和悠悠世俗烟火的风景。” 　　乡村一直是作家的书写对象，但有意味的是正在书写乡村的人一般都已经远离了乡村，他们呆在繁华如梦的城市里以一种怀旧的笔调抒写着乡村，距离产生美，这种美是以时间漫长的流逝作为代价的。在这样的抒情氛围下，即使写到乡村的贫困也基本上呈现出一种暖色的温情。王卓森不少篇幅写到农事与乡民，无不饱满深情与呵护。王卓森写人，这人的性情跃然纸上；他叙事，这事会变得趣味盎然；他谈风景，湖上的莲与岛上的红椰变得亲切可人。恰如苏东坡所云：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于此（《春渚纪闻》）。在通往心灵的漫长道路上，王卓森还有无限的写作可能。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永远活在文字的漂泊之中，永远拷问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