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夏 厦 　　2009年11月23日，95岁的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杨宪益，病逝于北京煤炭总医院。 　　出生于民国初年的杨宪益，经历了贵族子弟到留学生的身份转变，也经历了战乱的中国。他的身上，兼具了士大夫气质和浪漫主义情怀，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 　　民国时期，中国涌现了一大批兼具士大夫气质与浪漫情怀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日本侵华的日子里，国土大面积沦陷，各地难民都逃向四川。这些学者们，也辗转到达四川，有的在大学中担任教职，有的在报馆负责新闻工作，总之，都在为苦难的祖国尽自己的力量。可这批人的浪漫情怀不会被艰苦条件所阻挡，他们在祖国的西南，依旧往来酬答，交游天下。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杨宪益就是其中的一员。 　　少年西洋游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杨宪益的父亲留学归来后，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 　　12岁时，杨宪益告别私塾，进入了一家教会学校。这是他接触西方新思维的开端。杨宪益每次考试，都考第二，从不考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一读书就会考第一了。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能多看书才是真的。 　　杨宪益在牛津也延续了学与玩并重的风格，因此他的大学成绩也一般。他自己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书是读不完的，重要的是经历。他想的是毕业后去哈佛继续学业。就在毕业之际，杨宪益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哈佛大学，邀请他担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中文助教；另一封来自西南联大，邀请他担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教师，推荐人是沈从文和吴宓。杨宪益对此的回应颇有自己的风格，他回信哈佛说：“我的老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我必须回中国去。” 　　交游遍天下 　　回到祖国的杨宪益，展示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与当时许多知名人士都有过交往。 　　抗战时期，杨宪益携妻子避难成都，在成都光华大学担任英文教职。在此期间，杨宪益走街串巷，广泛结交三教九流，认识了不少名人。成都著名报人、作家车辐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曾写过文章，回忆他的老友杨宪益。车辐那时是新闻记者，平时的工作就是到处搜集新闻，在一次社交场合中，他认识了杨宪益。他们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爱吃。 　　一次，杨宪益来到车辐的家中，要求车辐带他吃一吃成都名厨做的菜。当时成都有一家叫“竟成园”的馆子，主厨名叫易正元，做的川菜享誉西南。车辐就将杨宪益带到这家馆子，吃得他不住地称赞。“那个时候，许多文化名人到了成都就找我，想要吃正宗川菜。”车辐虽已90岁高龄，对当年的景象却记忆犹新。“后来文革开始，杨宪益和戴乃迭都被关进监狱，我们就断了联系。恢复联系，都是文革结束后的事了。” 　　钱钟书也是杨宪益的至交好友之一，他们早在牛津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个时候在牛津的中国人，也就不到十个，钱钟书对其他人都不大看得起，只说“和小杨还可以谈一谈。”“小杨”，即指杨宪益。回国后，因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杨宪益始终和钱钟书没有见过面，只是相互之间有书信往来。1989年，杨宪益曾写过两句打油诗，诗云“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钱钟书不知道在哪里听人说起，写信大赞杨宪益，并建议“吾愿足”改为“万事足”，才和“一身轻”对得工整。杨宪益看完信后笑笑，就把信放在了一边。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交友就是这样，虽相隔千里，但一封书信就能直指人心。 　　另外一个文学大家梁实秋，则是引导杨宪益走进翻译事业的关键人物。那个时候，梁实秋是位于重庆的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想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把中国文化向国外输出。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中国的经典翻译成英文。当时，杨宪益回国不久，梁实秋觉得此人才华横溢，又有一位英国太太，可以作为翻译时的帮手。因此，将这份工作交给了杨宪益夫妇。 　　初译《离骚》 只为好玩 　　杨宪益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是既喜爱，又带有一点点调侃色彩的。和旧时的读书人不同，杨宪益并不把中国古典文学奉为唯一的经典，丝毫不敢怀疑。对于《离骚》，杨宪益就认为屈原不是它的作者，它的真正作者是几个世纪后的西汉淮南王刘安。 　　翻译《离骚》的动机，杨宪益坦言只是因为好玩。那时他24岁，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没有借助外力的情况下，将《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他的翻译，充满了嘲讽与夸张。“既然原作就是伪作，那么我也不必按规矩翻译。” 　　在这一次翻译中，杨宪益体现出来的磅礴才华与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这个翻译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直到现在，这首译作仍然被视为经典，被珍藏于英国许多大学的图书馆之中。 　　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和一群科学家、学者一起，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在和杨宪益握手时，周恩来介绍说这是我国杰出的翻译家，早年留学英国。毛主席便问道：“你觉得《离骚》可以翻译吗？”杨宪益心中一动，脱口而出：“当然可以翻译。”毛主席听了之后嘴唇微微一动，似是不以为然，但也没说什么。杨宪益知道，毛主席是很爱读《离骚》的，也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被翻译。可杨宪益还是这么说了，因为他的经历和学识告诉他，没有什么是不能翻译的。 　　翻译巅峰 译出《红楼梦》 　　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就是与夫人戴乃迭译出了《红楼梦》。当时的中国，大部分翻译家做的工作都是英译汉，主要是为了向国内介绍西方先进思想，传播科学火种。而杨宪益做的工作，则是汉译英，是把中国文化传播向全世界。 　　翻译《红楼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一个中文环境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的意思，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了。而且，杨宪益当时还没有通读过《红楼梦》，开始翻译时，只读了一半。 　　当时《红楼梦》已经有了一个译本，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霍克斯作为英国人，自然地将原著中的许多意象，做了西化的处理。比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霍译为：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英谚有云：a wild - goose chase，意为“荒谬的追求”，霍克斯用goose（鹅）代替swan（天鹅），西方读者心领神会。而杨宪益的翻译，就用的是另一种办法。在遇到西方读者不能理解的意象时，杨宪益往往采取直译的方式，然后在下边加注解，解释原意和引申义。比如对于书名的处理，杨译本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译本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原汁原味，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红楼”的意象，换为“石头”，是一种妥协。如今，杨译本仍然是西方读者了解《红楼梦》最重要的译本。 　　相约白头的异国婚姻 　　杨宪益的爱人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学。戴乃迭，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7岁时返回英国，进入教会学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后转攻中国传统文学。她对中国一直有美好的回忆，在她的印象中，北京是五颜六色的，充满了新奇的事物，而伦敦则是阴郁的。 　　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兴趣相投，逐渐走到了一起。当他们决心结婚之时，戴乃迭的母亲激烈反对，但这并未能阻止两颗热恋的心。嫁到中国的戴乃迭和杨宪益一起，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冲击，一起被关进监狱。那时，他们的四个孩子都还未成年，流落农村。1979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唯一的儿子，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 　　经历了种种煎熬，杨宪益和戴乃迭一直在一起，不离不弃。晚年的戴乃迭患有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一直守在病床边，照顾妻子。病中的戴乃迭总是一脸微笑，看着丈夫为她忙这忙那。1999年戴乃迭病逝之后，杨宪益为亡妻写了一首诗，其中有“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一句，抒发亡妻之痛。回望一生，妻子不仅是杨宪益精神上的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助手，他的人生和事业，都与妻子合为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