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部分著作中译本 　　●/三味书屋 　　一个高鼻深目的美国人，精心把十七世纪中国普通农妇王氏从历史的海底打捞上岸。他通过《郯城县志》、郯城县令的私人档案，以及与郯城相邻的淄川县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三条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路径，引领读者进入了令人嘘叹的大清帝国。我们看到的书名虽然叫《王氏之死》，但王氏只是个引子，引出的是以郯城为代表的清朝前期的民间生活：从土地制度到妇女地位，从诉讼程序到市相百态，总而言之，透过王氏这个穿着一双红色软底睡鞋和白色内裤的无足轻重的妇人的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早已消失的大清治下的庶民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手段高明的美国人，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史景迁。 　　显然，史景迁这个名字大有深意藏焉：史景迁景仰的，就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的离骚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1936年，史景迁生于英国，曾在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求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据史景迁回忆，正是在耶鲁求学时，他开始感受到他还没有造访过的中国的魅力，并决定攻读中国史方向的博士。史景迁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史的著作。颇让人意外的是，他没有选择中国历史上若干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而是选择了清朝的一君一臣———康熙和曹雪芹的爷爷曹寅。 　　可能就是写作博士论文时对康熙的涉猎，从而使史景迁对这个被称为圣君的皇帝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决定为康熙写一部传记，此传记非彼传记———这也许是史学著作中最奇特的一部帝王传记了：“在遥远的北部荒疆，生活着一群野鹅，这些小有名气的野鹅，在严冬来临中国之前，飞离北疆而抵达中国。边境上的卫士常以它们作为严寒即将来临的标志。我也曾抓到一些，把它们蓄养在畅春苑的水边，它们因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对几乎所有初次接触史景迁的人来说，都可能把这样俊秀的文字当成小说。但这不是小说，而是传记———当然不是那种具有演义成份的戏说或虚构，而是基于信史之上的正说和写意。康熙晚年，意味到老之将至，大限将临，曾下过一个遗诏。在史景迁看来，这份遗诏，其实就是康熙亲自撰写的自传。于是，他以此为契机，通过运用传记、回忆录、小说、史料解释等多种手法，在不断的插叙、倒叙之中，徐徐展现了康熙的一生。在这部别具一格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相》里，我们既能看到史学的严谨，也能感受到文学的悦动。 　　在不少学者那里，历史常常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宏大叙事，先人原本生动鲜活的往事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干瘪枯燥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式的罗列。这种小脚老太式的陈旧写法，遭到大多数普通读者的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史景迁笔下，历史既有它自身运行的逻辑，也有它耐人寻味的细节，因此历史的最好表述方法，就是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表达作者对历史的关注和思考。以史景迁的《胡若望的困惑之旅》为例，这部著作的主人公是个和王氏一样无足轻重的草芥之民，他皈依了天主教，并在欧洲生活了几年。但是，这个东方人并不了解和习惯西方的生活及观念，他为此闹出不少乱子，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史景迁就从这样一个人身上，看到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碰撞和交融。不过，他没有硬性地把那些大词植入文中，而是通过胡若望个人的具体遭遇来诉求。 　　是的，历史不仅可以这样写，而且就应该这样写：既要见到森林，也要见到树木。在诸多细节的陈述里，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历史价值，也就昭然若揭了。 　　史景迁主要关注明史和清史，这两个和现代中国关系最近的王朝，它们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在史景迁眼里，无疑是最大的。在《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一书中，史景迁要探索和表达的，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一句话：现代中国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翔实的史实，严密的推理，以及作者所信守的现代国家观念，站在这样的视角打量三百年的中国史，史景迁是在做前人未做之事。史景迁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