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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护
从1979年我的第一篇新闻稿在海南日报刊发算起,我已和60岁的海南日报有了30年难解的情结。
1979年下半年,我作为一名临高师范的学生,到临高县和舍中学实习。刚到学校没几天,就碰上本校一名学生晚上突患重病被送往医院抢救,校内师生踊跃为患病学生捐款、献血的感人事迹。
第二天,我把这事件写成了一篇稿向海南日报投寄,那时海南日报仅有4个版面(星期日只有2个版面),版面非常紧张,但我的稿件很快就被刊发出来了。我们这所不起眼的学校发生的事,还能登上党报,这使得学校许多老师一边看着报纸,一边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这个小小的实习学生,使我这个“小小孩”初次品尝到了一种朴素的、模糊的成就感。
稿件刊发不久,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1元钱稿费。领回稿费的那一天,我对一起来学校实习的同学徐小令说:“今晚,我用稿费请客,咱伙食中加一斤猪肉,再买斤米酒来,一醉方休!”
1980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儋州市王五中学当教师。我在乡镇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到村庄、机关、学校采访,每月都向海南日报投稿。我在乡镇一干就是13年,也当了13年海南日报的通迅员。基层业余通讯员采写稿件真不容易啊!一是没有交通工具———在一个酷热的夏日,我听说新州镇皇村有一旅居台湾的人士返乡捐款给村修路,我顶着烈日步行五六公里到那个村里去采访,回家后我就发高烧,病了好几天。从那以后,为了方便采写稿件,我将每月得到的稿费积攒起来,买了一辆单车作为采访“专车”。二是晚上写稿条件差———那个年代,乡镇没电灯,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夏天深夜写稿,在闷热的房间靠煤油灯照明写稿,得右手握笔杆左手拿扇子驱蚊扇凉风。
我业余为《海南日报》采写稿件,也不断地得到社会的认可。有一天,王五镇委的黎书记特意找上了我,郑重对我说,基于我的文字能力和教学成绩,镇委准备调我到镇政府办公室任职或提拔我为王五中学校长,要我作好思想准备。这突如其来的好事却让我陷入矛盾中,因为我知道,坐进办公室或当了领导,繁忙的事务缠身,哪有时间再给报社采写稿件呢?业余写稿可是我的爱好啊!几天后,我走进了黎书记的办公室,向他说出了我的心事。黎书记很理解我,鼓励我今后一边教学一边继续采写新闻稿,多宣传本地,提高儋州的知名度。
就这样,我继续利用业务时间写稿。1992年那年,海南日报授予我优秀通讯员的称号。
1993年,由于儋州撤县设市需加强新闻报道工作,组织上把我从乡镇调入市委宣传部任专职新闻干事。当时,单位没有配我住房、交通工具和专项经费,我自付房租(三年)自付车费到各单位去采访。当年没有电脑打印,传真机也很少,我晚上写稿到深夜,早晨还必须6点钟起床,将稿件送到邮局去赶邮筒第一次开箱时间……1997年,我被省委宣传部评为先进个人。在此期间,我曾有到别的单位担任领导的工作机会,但由于我的爱好是采写新闻,我还是请求组织上继续留我做新闻干事这一行当,组织上也成全了我。
30年来,我连续18年获海南日报优秀通讯员,优秀特约记者。我在海南日报等省级以上的党报党刊党台刊播了3000多篇新闻稿件。我的工作生涯与海南日报紧密相连,海南日报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和荣光。
我与海南日报
年
60
1950.5.7-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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