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代史料笔记《双槐岁钞》讫。作者黄瑜，广东香山人，为钟芳作墓志铭之黄佐乃其子。黄瑜生宣德元年（1426），卒于弘治十年（1497），比丘濬晚死二年。他景泰七年（1456）中举人，入国子监肄业，继而任职户部，在京师前后八年，自言得太宰王翱、侍郎薛远、学士李贤、丘濬器重，然竟不中进士第，后改任长乐知县。 　　《双槐岁钞》写作始于黄瑜中举人之年，至弘治八年始成书，记事起于洪武，迄于弘治，丘濬之殁尚及记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中华书局点校说明》说迄于成化，似不尽然也。其中记事涉及琼人者有三人，即丘濬、薛远、邢宥，且于此三人皆崇敬有加，了无微词，可证琼人仕宦皆能以清白自守，不致招时人疵病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称《岁钞》记宪宗成化年间事颇详实，所举篇目即有《丘文庄言行》一则，以为其事可备史载，可见何对丘公的言行也是持肯定的态度。 　　该书记丘濬事共有六则。卷五《场屋知人》一则云：“吾广丘文庄公濬黜于辛未，岳编修见其卷，大惜之。皆作序文，期以入阁，后皆如其言。”此处所言乃丘公景泰二年（1451）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之事。这位岳正是正统十三年（1448）的进士第三名，河北通州郭县人，幼年曾依僧寺而居。其二为卷七《绝句近唐》一则，云：“景泰甲戌，选进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馆修《寰宇通志》，首则丘文庄公濬。”甲戌乃景泰五年（1454），丘公第三次考进士试始得登第，并得参与庶吉士修书之荣，黄瑜记中云“修书兼攻课业，惟此科为然”。其三为卷八《名公诗谶》一则，记云：“琼州定安县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琼崖之望也。少保丘文庄公濬少时咏之，为人所传涌。……识者知其异日必贵，后竟如言。”其四卷九《龙洲魁谶》云：“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曾彦复为进士第一，丘公濬时为祭酒，以其门下士也，为彩联以迎之。”此言江西泰和一地，永乐十二年、十九年、宣德八年、成化十四年，先后出了四个进士第一，第四个还是丘公当国子监祭酒时学生。其五《援例入监》亦记丘公为祭酒时事：“丘文庄以礼侍掌监事，季考以南城罗玘为首，曰：‘此解元之才也。’”“是年丙午京闱……遂置首选。”二事皆与丘公识拔人才有关。 　　其六即为卷十《丘文庄公言行》一篇。此篇记丘公言行多达十事，其一即著名的三不可及说：一为好学，二为介慎，三为廉静也。其二乃为黄瑜长子改名事。其三为直斥主事陈晟穿绣衣上门吊唁乃“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此二事皆关于礼仪也。其四记丘公“所著《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家礼仪节》，每遇名流，必质问辩难，以求至当，皆足以传世。”其五驳斥丘公沮陈献章不得进用的说法，“时犹未入阁，安有阻之之事乎？”其六驳斥丘公教唆太医院判刘文泰奏讦内阁首辅王恕使去之之事，认为“公实不知也”。记侍郎谢铎訾毁丘公著述之事。其七记学士刘健讥讽丘公学问乃“一屋散钱，只欠索子”，丘公反讥其“一屋索子，只欠散钱”，实不缺少幽默。其八记丘公劝其门生王鏊、谢迁二学士“读书循礼，毋狎饮废事”。其九记丘公面指“修撰毛澄对策多出《小学》、《史断》，全无自得”，因此“翰林后进多憾之”。其十则议论丘公按谥法例得“文正”、“文清”，而仅谥文庄，正是因为后进多憾之之故也。　　 　　该书记琼人薛远事迹有二则。卷六《薛尚书论礼乐》一则记薛远学行宦迹甚详。评价亦高，可补正史与地方志之不足。特别是对于薛远天顺元年（英宗复立年号，1457）“自户部郎中超拜本部侍郎”，《正德琼台志》与《万历琼州府志》皆说是“以迎复功擢本部侍郎”，但黄瑜此记则说是“从人望也”。因为明英宗在土木堡事变中被蒙古俘虏，后来回京又乘代宗病危重夺帝位，杀死当年保卫京师有功的大臣于谦，诚然是一段不太光彩的历史。没有证据表明薛远乃积极迎立者，故而黄瑜“从民望也”之说，也许正是符合史实的合理解释，非曲意回护也。记中又详引薛远与他讨论《周礼、小祝》与《周礼、大司乐》等条时的独到说法，以证“公博学，无所不通，礼乐兵刑，天官律历皆涉其要”之评之不虚也。卷十《名字称呼》，则记韩雍平定两广叛乱时，功高权重，而薛远、邢宥致书仅称其“都宪年兄”、“都堂先生”，自称则为“远”、“侍生”，皆为平常称呼，“未尝有所谄”。此事虽小，但也足见琼人之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