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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过后忆沈醉
  年轻时代的沈醉
  1981年沈醉(右二)和家人在香港海洋公园。 (资料图片)
  1986年底,作者(右一)与沈醉先生(左二)合影。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陆胜平   24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与沈醉先生相识。   生于1914年的沈醉,1996年去世。他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28岁时就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曾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后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还任过中将游击司令等,跻身于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列。由于工作关系他认识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高层人物,但他身上几乎没有沾染国民党将领和官场的恶习,如打牌、抽烟、喝酒、贪污受贿、玩女人等等,这在当时国民党官场上是罕见的,这完全归功于他母亲的教诲与严训。   沈醉的父亲早逝,他是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的。沈醉之母名罗裙,是清末最著名的诗社———南社的成员,以擅长诗词而著称。沈醉的名字就是母亲根据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如梦令》词中“沈(古汉语中‘沈’通‘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而取。他幼年起母亲就教他读唐诗,所以直到老沈醉也能背诵很多唐诗,沈醉一直爱写诗词,无疑也是受了母亲的熏陶。   我军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沈醉等人拥护云南国民党将领起义,对全国解放是有贡献的。1960年11月,沈醉被人民政府特赦,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先后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保密局内幕》等十多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在我刚成年的时候,对已反正过来的沈醉还不甚了解,但后来看了他写的《一个军统少将的自述》,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与他偶尔相识,至今对他一直有着一份崇敬。   初见沈醉   那是24年前的事。   1986年的12月,安徽电视台摄制春节文艺晚会,特邀沈醉参加一个节目,当时在安徽工作的我,因被摄制组邀请搞宣传,因此与沈醉巧遇了。   沈醉到合肥,犹如电影明星到来一般,引起新闻宣传等部门的关注,电视台怕记者及有关人士过多打扰他,专门搞了一个与沈醉的集体见面会,这个见面会,犹如一个迎春茶话会,桌上摆满水果瓜子,当时担任安徽省副省长的杨纪珂,也参加了这个见面会。因当时资讯不发达和宣传欠缺,许多人除了在沈醉先生的著作上见过他过去的照片外,对他现在是何形象根本不清楚,所以在沈醉没有到会之前,大家议论纷纷,猜测他会是什么模样,对即将见到沈醉有一种莫名的好奇和激动。正当人声嗡嗡时,突然听得主持人一声“沈醉同志来了”,霎时间,我们的眼光全部投向入口处,但见沈醉戴着金丝边眼镜,着西装系领带,手执红木细杖,他精神矍铄,风度翩翩,白皙细腻没有多少皱纹的长方脸上,带着平易近人的笑容稳步走进来。那一声“沈醉同志”的称呼和沈醉温文尔雅的形象,立刻把我们之间的心灵距离拉近了。   沈醉坐下后,主持人说,沈醉同志今天来和大家见面,大家有什么想法,随便说,我们征求过沈老的意见,他很愿意和你们交流。这一下,会场又活跃了。会上,我向沈醉提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我国现在的宪法有何本质区别这个“不大得体、不太礼貌”的问题,这引起了沈醉先生的注意。但他没有回避我的问题,而是反应快捷地回答:国民党的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我们的法律是维护全国人民利益的,这就是它的根本区别与不同。沈醉回答得言简意赅,立场明确,当时就让我对他产生出一种敬佩之情。   因这次是集体见面,时间也不宽裕,我与他之间没有进行个别交流,但相互都有了较深的印象。   沈醉的认真   沈醉是个十分认真办事严谨的人。据传,沈醉在起义之前,同僚给他起草了一份起义电文,让他抓紧在上面签字。那时情况确实十分紧急,但沈醉还是很认真地看了电文,感到这种行文不符合军统特务的行文规定,他部下一看就知道不是沈的意思,便说:“这样不行!还是我亲自起草。”当时看押他的军官说:“这种时候你自己越写越乱,还不如就在上面签个名。”但沈醉说,这种行文即使签了名,也起不了作用,还是自己写。沈认真地思考了内容,然后提笔一挥而就。果然,他的电文发出后,其部下人人明白这是“上峰”的原意,皆投降起义。   这次,我也领教了沈醉的认真。   当天晚上,电视台就给沈醉录制节目。我现在还记得,沈醉的节目就是表演书法,内容写的是统一祖国方面的,同他一起“表演”节目的,还有当时的安徽省政协主席张凯帆,我等一干人作为围观的观众在镜头里做陪衬。   一张六尺宣纸铺在宽大的条桌上,沈醉看了看桌面上的纸,感觉略有不平,便请我们将纸的四角压平。对书法,我们是门外汉,拉纸压纸都不在行,纸反而起了皱纹。他便对我们说,纸要轻轻地拉平,不能压得过猛,这样反而不平,字也就写不好了。我们按他的意见做好,他又用镇尺将纸摩平,然后才提笔在宣纸前谋篇布局,然后沉着地一笔一划书写,一气呵成。   节目拍完后,在场外我请沈醉为我所在的报社题词,偏偏一时找不到像样的纸,我说,沈老,你就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吧。沈醉摇摇头,说,那太不认真了,还是找一找吧。后来,我找到了几张电视台的空白信笺,问沈醉,这可以吗?他这才点点头,坐下来拿起自带的钢笔,认真地在这信笺上写下:加强法制,教育人民,为四化作贡献!沈醉  86年12月3日于合肥。   沈醉先生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沈醉的坦诚   想不到一天之后,在安徽省首届青少年专题邮展上,我与沈醉又见面了。   俗话说,一回生,两回熟,这次我们是第三次见面,就像熟人那样没有多少拘束了。我无心看展览,只想与他多聊聊,就一直伴他左右。也是机会给了我,沈醉略看了部分展框后,到休息处休息,我便马上坐到他身边,与他交谈起来。我记得开始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名字是“醉”,是否很能喝酒?他淡淡一笑,说:“这要讲到我的母亲,她很喜欢李清照的词,在生我之前,正好在读李清照的《如梦令》,其中有一句‘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古字‘沈’‘沉’相通,于是她给我取名沈醉。”之后,我们谈话投机起来,他还主动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比如包公祠内那口称为廉泉的水井,现在井水清不清等。   在交谈中,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个对他来讲应该是个敏感不太愿意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你对你自己在解放前的事情究竟怎么看?他稍微想了一下,先问我,不知你读过我的《我这三十年》《一个军统少将的自述》两本书没有?我点了点头说:“读过,我的父母亲抗日时就参加了共产党,我是很爱看这种描写国共两党斗争的书的。”他也点了点头,回到我的问题上来。   沈醉说:“我可以这么说,我们参加国民党时,也是为了革命,都是些热血青年,许多人包括我,对国民党是抱有前途理想的,对国民政府也是抱有希望的,所以,不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是很敬业的,可以用忠于职守形容。那时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命令重于生命,工作岗位就是家庭”,我想你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那时会是怎样的一种工作态度。因此,对想推翻国民党政府的人,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是很自然坚决的。但蒋介石违背了民意,我们也没有这个先知先觉,结果就跟着他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个教训是很深的。1961年,周恩来总理对我说,“认真总结历史,写好史料”,我现在还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是不会忘记周总理对我的叮嘱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我这过来之人,要写好史料,教育人们,做一个热爱人民、热爱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公民。’”   沈醉这番坦诚的话,我长久的记着。今天,又回忆沈醉先生的音容笑貌,翻看我当年的笔记和与他的合影、他给我的签名,我心里只有这句当年杨纪珂先生的话送给他:沈老,你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们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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