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一舟 　　记者从权威人士获悉，近日，教育部已经批准了中国第一所“教授治校”模式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筹备建设。来自权威人士的消息称，近日，教育部专门召开会议，批准南科大筹备建设。（10月21日《新京报》）　　 　　南方科技大学3年没有获得“批文”的消息爆出后，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由此也就又让教育去行政化的呼声再次泛起。教育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是教育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这一点毫无疑问，无需争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在笔者看来，有必要厘清一个基本的概念：教育家办学≠“教育家办大学”，不能简单地把教育去行政化的系统命题理解为单方面的大学去行政化。只要大学校长取消行政级别，教育就实现了去行政化———我认为，这样的概念是狭隘的。 　　在当前的教育语境下，高端环节的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校长们由官员变为职业，由任命改为遴选，作用或许未必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大。以学术自由和大学精神而言，制约“自由和精神”的不仅是官员化的大学校长，还与另外一个主体(学生)密不可分。众所周知，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教育管理者都具有行政级别，层层的教育行政化之下，走入大学的学生在思想和学风等方面根本就“自由”不了。事实上，大学精神是整个国民教育精神之一种，我们无法想象，大学精神能完全脱离中小学教育精神而存在。 　　大学行政化的“内涵”，不仅在于校长的官员身份，还在于体制的高度行政化。可以说，大学的发展运行，从教育资源的调配，到教育资金的投入，以及教育政策的出台，等等这些，都与高度行政化的体制联系紧密。如果大学真要做到去行政化，有一个前提和基础，就是必须要改良整个面上的高校管理体制。这样一来，牵一发而动全身———高校的管理体制改革之下，教育模式和学术研究模式等必然被动随之改革。而这，对于仍然处在一考定终身高考制度下和僵硬教育框子中接受教育的中小学生来说，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所以，教育去行政化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必须要从“低端”做起，而不能简单地只拿大学校长“开刀”。从体制入手，先让那些位于国民教育中低端的校长们去除官员身份，由下而上逐步实施和推进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由此可见，纵然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在各种因素的促成下实现了“教授治校”，所能发挥出的辐射效应也不大，指望其充当一条推动教育去行政化改革的鲶鱼，怕是要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