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的6月15日，被聂荣臻元帅誉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的蒋筑英去世。 　　在岁月的淬炼中，蒋筑英，这位对党追求了一生，为科学事业奉献了一生的杰出知识分子形象日益鲜明，更富魅力。他的理想和信念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和认同，他的希望与憧憬在时间的深处发出更加响亮的回音。 　　1982年6月15日，年仅43岁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在出差成都的过程中，因过度劳累而病逝。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长春光机所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曾任长春光机所第四研究室副主任的史光辉清楚地记得，就在蒋筑英去世后的第二天下午，光机所第四研究室党支部召开了那次特殊的支部大会———入党申请人没能按照党章的要求出席，只有生前填写的志愿书诉说着一位知识分子对党的衷情。 　　“你问我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生前入党。”史光辉提及此事泪眼朦胧。 　　1939年，蒋筑英出生在一个旧职员家庭。十几岁时，他的父亲被错判成历史反革命而入狱，这个问题使他迟迟未能入党。 　　父亲的问题像一块搬不开的巨石，沉重地压在蒋筑英的心头。 　　但是，生活的逆境并没有动摇蒋筑英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史光辉回忆，蒋筑英从大学时代就阅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留下的读书笔记有十几万字。 　　20多年过去了，路长琴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一幕：1981年，蒋筑英父亲的问题终于被改正了，拿到判决书的当天，蒋筑英兴奋地红着脸，眼睛闪着光对妻子说：“看来，我的入党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 　　路长琴说，追认蒋筑英为共产党员，是党对他一生的认可，也是对蒋筑英在天之灵的最大安慰。 　　会不会常常想起蒋筑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人们回答：“不需要想起，因为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人们怎能忘记将光学传递函数用作镜头测量标准的开拓者。 　　上世纪60年代，在时任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珩的指导下，25岁的蒋筑英发表了我国第一篇光学传递函数论文，并经过700多个日夜的奋战，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为光学镜头的发展解决了一大难题。 　　蒋筑英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另一成果是色度学的突破。当时，国产彩电由于技术不过关，存在严重偏光问题，国家为此发起“彩电大会战”。蒋筑英主动请缨，刻苦钻研，终于解决了关键技术，使国产电视呈现出绚丽真实的色彩。 　　比起实际的科技成果，在人们对蒋筑英的追述中，最打动人心的还是他身上那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追根溯源，他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也正是源于他的信仰和品格。 　　“他好帅啊！1米80多的大个子，面容清秀，戴着眼镜。他用法语朗诵赞美居里夫人的诗，朗诵一句用中文翻译一句。我当时就想，这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1963年，史光辉在光机所迎接第一批研究生的晚会上首次见到蒋筑英。光阴流逝，但记忆的刻痕如此深邃，彼时的一切历历在目。 　　1979年10月，蒋筑英被派往西德访问学习。出国期间，他勤奋学习，尽快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并且省吃俭用，用个人津贴为所里买了英文打字机、录音机和19台电子计算器。 　　蒋筑英的故事在几十年里被不断地讲述、传颂，成为长春光机所几代科研人员的精神财富。几乎每个光机所人对蒋筑英的故事都耳熟能详。 　　比蒋筑英低一届研究生毕业的王家骐院士，每每谈起这位同辈，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如果他还在，一定是院士，他比我干得好。他不是一个只埋头搞科研的普通工程师，他读书很多，各个方面的知识都很广博，还深切地关怀社会。” 　　曾任长春光机所所长的王家骐院士说，对党的忠诚和信仰是蒋筑英精神动力的源头，他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在长春光机所里，王家骐，这位虚怀若谷的老科学家被人们看作“活着的蒋筑英”，很多年轻人背后称他是“精神偶像”。 　　在中国航天界，王家骐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与载人航天工程密不可分。 　　2003年10月，当全国人民沉浸在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的喜悦中时，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分系统主任设计师的王家骐已经带着他的科研团队，开始了奋战“神六”的日子。700多天，他们夜以继日，终于研制出性能更加卓越的航天遥感器。 　　今年已72岁的王家骐，周末永远在办公室加班。院士的光环没有把他和普通科研人员隔开，他的办公室走马灯般进出着向他讨教各种问题的科研人员、研究生甚至是车间技工。 　　从成立至今，长春光机所已经培养出22位两院院士，诞生了包括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台电影经纬仪等多种先进设备在内的十几项“中国第一”，取得2200余项科研成果……    　　记者 刘江 马扬 　　（据新华社长春6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