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 一 　　“商人”、“有文化修养的商人”、“儒商”，短短的五年，在历史的叙述中，韩鸿翼的身份不断被“层累”，就这样最终坐实为“儒商”。 　　纠缠在宋耀如身上的种种谜团，最容易破解的，可能就是罩在他父亲韩鸿翼头上的光环———儒商。因为，我们掌握着一把解开这道谜团的“钥匙”，这就是顾颉刚在1923年就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韩氏迁琼始祖韩显卿偕家眷渡琼，繁衍生息，韩姓在海南人丁兴旺，蜚声海内外。 　　但是，对海外作者来说，他们看到的则是一个生意“兴旺”的韩家。“就当地标准而言，韩家并不穷”，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1985年）中，一开头就把宋耀如的父亲当作一位十分富裕的商人来说事：“查理的父亲显然是个十分富裕的商人、造船商、秘密会社的老前辈、走私贩。从各种参考材料看，他拥有好几艘大型远洋帆船。他的船队远航至苏门答腊，定期地开出。从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一路南下到河内做生意，需要在海上走一个星期。（查理在他一八八一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他们有帆船从澳门到河内，六天的水路。’” 　　现在来读这些文字，很容易看出作者臆想的成分。宋耀如的父亲是个十分富裕的商人等等说法，只能说是作者以西方人的眼光所做的猜测。对此，陈漱渝在《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1990年）中指出：宋庆龄父亲1881年6月25日给传教士扬·艾伦(林乐知)的那封信，是说他家住在文昌县，“从澳门乘平底帆船去河内，约有六天的水路”。这只是介绍文昌县的地理方位。也不意味着他的家人驾驶着大型远洋帆船“从萄葡牙殖民地澳门一路南下到河内做生意。” 　　相对于海外作者，海南本地人士持论较为平实，接近实际。他们认为，宋耀如出身于文昌的一户韩姓人家，他的家境不说困难，至少是家境不富裕。韩拱丰等执笔的《宋庆龄原籍考实》（1987年）说：“宋庆龄同志祖父是贫苦的农民，家中仅有三、四斗种子的田地(约一亩二分地)农闲时还搞烧窑生计(即自己烧石灰，烧砖瓦)，还到东郊去挑椰子绳出售，或是到装运椰子的清澜港的船只上去当搬运工，艰苦度日。” 　　这些说法，也被陈漱渝写到《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1990年）中：“韩鸿冀出生后，家境日趋穷困，仅剩下能种四斗种子的田地，约1．2亩。因为种地不能果腹，他只得靠卖椰子、椰绳或在运椰船上当搬运工补充收入。韩鸿翼的妻子王氏，小脚，仍下地劳动。他淳朴善良，勤俭持家，受到亲友的赞扬。说明韩鸿翼家贫而决非‘十分富裕’，还有两件有力的物证：一、韩家祖宅。二、韩王氏墓碑。” 　　韩鸿翼出生于什么时间？《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1990年）中说：“据现存文物考证，韩鸿翼出生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去世，享年64岁。他葬于文昌县宝劳区大昌坡上，墓葬至今保存完整。”这是说韩鸿翼生于1829年，逝于1893年。 　　问题是，作者在此篇文章中却又给出说法：“宋庆龄的祖父韩鸿翼是清嘉庆年间诞生的，清光绪年间去世。大约活了70多岁。”同作者的同一篇文章，说法完全相左，实属罕见。而且按作者所说，则韩鸿翼是生活于嘉、道、咸、同、光五朝。 　　宋耀如的父亲韩鸿翼到底出生于什么时间？陈文的生卒年又是怎么来的？ 　　据清光绪八年（1882年）续修的《韩氏家谱》，其“第二十二代———彝派”中记载，韩鸿翼生于清道光乙酉年（即道光五年，1825年）六月四日亥时。娶王氏婆，生于清道光丁亥年（1827年）九月十三日午时，男政准、教准（即宋耀如）、致准。 　　这里没有记载韩鸿翼的卒年。那么，《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1990年）中说韩鸿翼出生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逝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怎么样“考证”出来的呢？ 　　我们想了半天，才知道作者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原来，朱运彩在《宋庆龄宗亲考实》（1990年）中说：韩鸿翼墓葬位于宝芳乡大品坡地。该墓由祭庭、墓碑、墓宅组成。墓碑正中阴刻竖书“韩考讳鸿翼公之墓”八个大字，上款镌刻“公诔端朴享年六旬加四配妣王氏”“大品坡坐卒加戌四至召契米地”“主领纳祭田同祖拜扫”三行小字。下款镌刻“住古路园村男政、教、致准  孙乾、德、裕丰立”“光绪十九年秋月吉旦”两行小字。 　　同样的内容，也见于王乐德编著《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2004年）中，但文字有出入。 　　根据这些“文物”就可以“考证”了。 　　这样：光绪十九年是公元1893年，韩鸿翼享年“六旬加四”就是活了64岁，于是他的生年就是1829年，公式是：1893－64=1829。查公元1829年，是清道光九年。 　　这种算法是错了。错在哪里？错在把韩氏后人的扫墓立碑日（光绪十九年），当作了韩鸿翼的忌日，以为他是逝世于是年（1893年）。但是按照海南文昌及邻近地方的风俗习惯，为逝去的亲人立碑并不是在逝世的当年，而是在三年之后。既然，墓碑上刻有“主领纳祭田同祖拜扫”，这“拜扫”说明是在扫墓时立碑的，而不是为逝者下葬下立的。 　　如此算来，依家谱韩鸿翼生于1825年，活了64岁，那么他当逝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去世三四年后的光绪十九年（1893年）扫墓立碑，这在农村风俗习惯上才说得过去。 　　其实，农村的一些风俗习惯外人是看不懂的。就以王乐德编著《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2004年）而言，作者对韩鸿翼墓碑的立碑时间问题有疑问，因而曾写信询问韩裕丰女儿韩秀华：韩裕丰是1900年出生的，怎能在他出生前七年的1893年(光绪十九年)立碑时就有他的名字呢?是否“光绪十九年立碑”有误?韩回信说：“我父亲1900年出生无误。鸿翼公的墓碑，清光绪十九年立也无误。为什么呢?我们家乡的习俗有在子孙未出生前，就命名刻于父母的墓碑上的，以表一个心愿。立鸿翼公墓碑时，可能德丰、乾丰、裕丰都未出世，至民国六年(1917年)立祖母王氏墓碑时，孙只有乾丰、裕丰署名。为什么呢?因当时德丰已出世，早逝，上述情况在解放前是常见的。我们家乡不远有一人是当国民党官的，他在立父母墓碑时，署上孙鸿登(灯)、鸿光、鸿照、鸿全、鸿琼，意思是：灯光照全海南，结果只生二男一女，第三个男孩还未出生，他就去见上帝了。” 　　对于韩鸿翼生活的时代，陈漱渝在《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1990年）中还说，他“生活的年代中，文昌灾情不断：1821年，文昌发生了瘟疫。1824年，天大旱，飓风摧屋，飞蝗入境。1828年，飓风又作，商船覆没。1831年，洪水泛滥。1836年，龙卷风起，树林尽拔。1839年，飓风三作，稻不获收。1849年，又有风灾。1851年，瘟疫蔓延。1852年，虫灾害稼。1854年，飓风大水。1855年，飓风霪雨。1856年，天寒霜降，作物多枯，禾状如葱，有华无实。除了天灾，还有官府勒索，海寇掳掠等人祸，文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文昌民间流传一句谚语：‘番客番客，没有一千有八百。’意思是，华侨的生活再苦，也多少能挣一些钱，总比在国内忍饥挨饿要强一些。” 　　这些倒表明，宋耀如父辈正生活于天灾人祸频发的民不聊生的时代，当然宋耀如也将出生于这样的时代，一个让他不得不“逃跑”的时代。 　　乡间普通人韩鸿翼的故事，我们能知道这些，也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绝如缕。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他是不是商人、是不是儒商的争论。 　　陈漱渝在《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1990年）中写道：“宋嘉树的祖辈并不是商人，而主要以务农为生。据现存宋嘉树曾祖父韩仁循的墓碑推断，当时韩家的生活状况近于小康，所以死后置有祭田，让子孙轮流耕种。韩仁循是清嘉庆甲戌年间(1814年)去世的，当时宋嘉树的父亲已经出生，故立碑人中有他的名字。” 　　庄政著《革命隐者宋耀如的一生》（1995年）中持论说：“至于他的家境如何，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人说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商人家庭；有人说他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有人说他生长在一个富商之家（其父韩鸿翼是个造船业主、会党首领和走私商；拥有很多远洋大帆船，远涉苏门答腊，并从澳门至安南河内沿途经商）……比较可靠的说法：他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中，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贫寒的家庭中。所持的理由是：当年移民海外谋生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力(coolie trade)或是小商人。” 　　韩秀华在《伯公宋耀如》（2009年）中说：“关于宋家历代的家世景况如何，也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穷苦农民；有的说是农民兼小商；有的说是拥有三栀大帆船，远洋航海之家，对此已失祖传。但是从祖居的规模看，航海之家是没有根据的，从历次迁居看，世代都兼小商，又注重儒学，属农民兼儒商一族为适。” 　　而文昌籍韩氏学者寒山碧在《宋氏家族与韩氏渊源及历史聚焦》（2009年）中，则直言不讳地说：“韩教准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家，其父祖辈绝不是甚么儒商，恕我在此不再花费篇幅来考证”。这类用语的出现，表明作者对那些远离实际的讹传，已是无法忍耐了。 　　那么，我们想知道，韩鸿翼头上这顶所谓的“儒商”帽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先是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1985年）中说：“查理的父亲显然是个十分富裕的商人”；事隔十年后，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中则变为：宋耀如的“父亲韩鸿翼，是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当地人称商人为老板，唯有见了韩鸿翼称先生。”当商人，有了文化，就变成“儒商”了。于是，再到尚明轩等著《宋庆龄传》（1990年）中“儒商”就正式登场：“宋嘉树的父亲韩鸿翼是一位儒商，为人宽厚，并热心公益事业，为乡人所敬重。” 　　当商人变成“儒商”，就不再是人们厌恶的无商不奸的“商人”了。在今人看来，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义之财不取，不再为富不仁。 　　陈廷一在所著《宋查理传》（2005年）中，就这样加以发挥说：“宋查理的父亲韩鸿翼是一位喝过墨水、能写方块字的文化人，在文昌颇有盛名。每逢过年贴春联时，东家请西家求；谁家出现红白喜事，他便是当然的主持；谁家出现纠纷，他又是不请自到的调解人。文化人尊称他为秀才、举人；经商人尊称他为先生；当地百姓尊称他为老师，实际上他没有教过一天书。他只是在城里开了一个店铺，经营米粮。因他为人忠厚，自然生意兴隆。” 　　对这些说法和描述，到底应怎么看呢？或者说，这里面有多少真实可信的内容呢？联系到人们对宋耀如先辈附加太多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因此，破解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上去。 　　顾颉刚（1893－1980年），江苏苏州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的著名观点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是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江泽民曾评价说：姑苏现代还出了个顾颉刚。最近我正在读他写的《古史辨》。这个人的著述不得了，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到三皇五帝、轩辕神农，他把中国的历史怀疑了个遍，勇气可嘉啊！（《新华日报》2003年3月13日）。 　　先是1914年顾颉刚读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深受影响，尤其书中所说的“上古史事茫昧无稽”，引起他对于古书上的古史不信任的观念，自是“由辨伪书入手”，立下了“推翻伪史的壮志”。1922年，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专任编辑，在起草《最早的上古史传说》时，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的古史观念作比较，遂对尧、舜、禹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疑问。他发现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是春秋末年才产生的，而伏羲、神农的出现就更晚了。于是他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表达了这样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还说：自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按西汉名臣）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这就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大致内容了。 　　此说的提出在当时就造成很大反响，被认为在中国辨伪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一座里程碑，是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上的重大创新。钱玄同认为这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意见，“真是精当绝伦”。胡适则说：“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郭沫若评价是：“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确是个卓识”。蔡元培称顾说是“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所未发。”  　　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告诉我们一种历史叙述的方法，同时它又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即这一命题实际上所回答的是：后人关于中国古史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 　　1993年5月7日，胡绳在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社会科学管理》1993年第2期)中指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是个卓识。这个观点不仅对古史，……我看甚至在当代史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好，也许会形成越是后来的人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描述得越具体、越生动，但越来越多地掺入附会的、出于想像的、甚至编造的材料。” 　　胡绳的这段话真是说到问题的要害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套用到当今人们对宋耀如身世叙述的现象上：越是后来的人对宋耀如及其先辈的描述越具体、越生动，但越来越多地掺入附会的、出于想像的、甚至编造的材料。 　　“层累”说给我们很多启发，它让我们发现对宋耀如及其先人的历史叙述，原来有很多被“积薪”起来的东西，有很多被“层累地造成”的东西。 　　我们已经知道的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1985年）中说“查理的祖辈中有一些是客家人”，到韩拱丰等执笔的《宋庆龄原籍考实》（1987年）就成“宋庆龄的先辈是客家人”了。 　　现在，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1985年）中说“查理的父亲显然是个十分富裕的商人”（“显然”两字表明语气还不够坚定），到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中则变为宋耀如父亲“是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再到尚明轩等著《宋庆龄传》（1990年）中就是“宋嘉树的父亲韩鸿翼是一位儒商”。 　　“商人”、“有文化修养的商人”、“儒商”，短短的五年，在历史的叙述中，韩鸿翼的身份不断被“层累”，就这样最终坐实为“儒商”。真的是“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得不佩服顾先生对“造史”的这些精彩绝伦的比喻。 　　宋耀如身上这种被今人不断“积薪”、“层累”的例子，其实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里就暂且按住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