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后，海南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逐渐由承载琼州历史的府城，转向相对年轻的海口；历经琼州府城的“所城”、外城、商埠的身份嬗变，海口老城区上演过诸多政治、革命和军事事件，也走过了经济的一度的繁荣。 　　以骑楼老街为载体，透过斑驳的外墙和残存的商号，今天的人们依稀还能看到这里往日的熙熙攘攘；这些依然矗立的、带着浓重南洋文化气息的建筑，见证了当年海口作为全岛商业中心的繁华和荣耀。 　　 　　早上8点多，海口中山路在店铺卷闸门开启的声音中苏醒。作为海口著名的老街，中山路上骑楼依旧，商业招牌令人眼花缭乱。 　　和中山路一样，在得胜沙、博爱路等骑楼老街，浓厚的商业气息依然延续。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虽然店铺依然林立，但已经陈旧不堪的骑楼老街，却难显其旧时堪称海口商业中心的繁华。 　　于是，海口开始了对老街骑楼的改造。如今，作为海口老街骑楼改造的一个样板，海口水巷口路段的10栋骑楼已经基本修缮完毕。 　　等待着被改造的还有中山路、博爱路等老街。按照规划，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综合整治项目的总体规划范围为长堤路以南，龙华路以东，和平路以西，解放西路、文明中路以北围合部分，其中，项目一期工程启动示范区范围为新华北路—长堤路—水巷口—博爱北路—解放东路所围合的区域。在海口市的蓝图中，这个投入40多亿元进行修复的南洋骑楼历史街区，将被打造成集旅游观光、特色购物和展示城市历史的商业综合区域。 　　随着骑楼老街的改造日渐推进，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它们的前世今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海口骑楼老街的历史，也只是海口一千多年商业发展史中的一页。 　　海口骑楼老街的由来，跟海口的港口开放通商息息相关。在与内地往来的贸易中，位于海岛最北端的港口城市海口显然比其他地区更有优势。 　　千年海岛商业中心 　　史料记载，海口的商业崛起从宋代开始。 　　如今的海口老街区包括宋元时期的海口港以及白沙一带。得益于当时宋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当时的海口港已成为了南洋各国商船的寄泊港。 　　南宋时期，海南与泉州、福州的贸易尤为兴盛。赵汝适的《诸番志》描述了当时海口贸易的盛况：泉州商船载酒、米、面粉、纱绢、漆、瓷器等来琼州，正月出航，五、六月间回航，输入槟榔。《舆地纪胜》也说：“琼人以槟榔为命，产于石山村者最良。岁输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 　　在历经了游牧民族掌管的元朝和实施海禁的明朝后，清朝的海口港又恢复了活力。据1826年出版的《亚细亚杂志》“海南岛”一文中记载：“当十九世纪初叶，每年由海南开赴暹罗的民船者不下四十只，开赴交趾支那北部的通常有五十只。船的载重有百吨乃至一百五十九吨，这种从事外国贸易的船，虽然是小型，但为数甚多。” 　　随着外贸及外国轮船如潮而至，从此，洋棉纱、石油等洋货进入了当时海口人的生活，但海南特有的家庭工业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海口输出的货物，则以生猪为大宗，输出税年达四万两。其次为牛、麻布袋、槟榔子等。 　　进入民国时期，海口迎来了商业的繁荣时期。当时海口市区只有不多的5万多人口，但却商铺林立，涉及诸多行业。1935年5月，当时的琼崖实业调查团对海口商业进行了调查，统计当时在海口共有涉及杂货、五金、九八行（代理业）、织造业等35个行业的572家店铺。 　　清末民初“五行”叱咤风云 　　提及海口商业发展史，清末民初的海口市“五行”成为绕不开的话题。出于联络乡情、维护同乡利益的目的，同乡的外地商人们相继在海口设立会馆，作为聚会的场所，于是，清末民初在海口闻名一时的“五行”———“福建行”、“潮行”、“广行”、“南行”、“高州行” 逐渐成立。 　　“福建行”是由泉州、福州等地商人开设的商号组成。他们先设“漳泉会馆”于白沙门上村，后设福建会馆于水巷口路。会馆先后由富商邱景祥、陈济川主持。邱景祥开设“邱厚生”进出口业于博爱北路，又设“邱厚生米店”于中山路，因善于经营，发展成为海口市三大富商之一。陈济川开设的“陈嘉庚公司”则位于中山路。  　　“潮行”即“潮州行”，是由潮州、汕头等地商人开设的商号组成。“潮行”的会馆经费来自本行各商号，按进出口货物计算，每件交纳光银贰角。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可观。因此，潮行先后在中山路、新华路、解放西路和振东街，共购置铺宇十六间，并接办了一间小学———潮海小学。 　　“广行”商号中最为著名是正合号、正益号、正兴号、正昌号、正安号、正利号和正祥号七所商铺。这些店铺大都集中于博爱路，且商号的主持人皆来自佛山，都姓谭。“广行”的商铺，铺宇宏大，实力雄厚，也被人们誉为：海口七正。 　　“南行”则指的是由海南籍商人所经营的商号。“南行”的商人们主要经营土特产进出口、布匹、百货、旅店等行业。工业方面，则以小五金生产、纺织业、制革业、印刷业、皮箱业等为主。而“高州行”则以经营烟叶、竹器、缸瓦、葵扇、铁锅等为主。 　　这“五行”都有过各自兴旺发达的鼎盛时期。早期，“福建行”和“潮行”的商人以其出色的管理能力，最早发展起来。但凭借可靠的“大后方”，“广行”后来者居上。“广行”可靠的大后方就是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有家乡同业者的支援，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广行”在“五行”中名列前茅。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又出于天时、地利、人和、语言等方面的优势，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起，“南行”进入其发展高峰期，成为后起之秀。他们中的“安记”、“旭记”便是当时海口市数一数二的大商行。 　　商会“通商情，保商利” 　　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海口市场逐渐扩大，商人开始有了筹建商会的意愿。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海口商会”在南门内街（今博爱南路），首届会长是“瑞隆号”的主持人陈家富。 　　据记载，陈家富为海口市海甸二庙人。他主持商会工作时，在园内里创办“养子堂”，收容弃婴。1914年初，陈家富与海外琼籍华侨一起资助国会议员林文英回琼恢复创办《琼华日报》，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揭露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行，深受群众欢迎。同年3月29日，陈家富被袁世凯亲信龙济光授意部将琼崖绥靖督办陈世华秘密抓捕，4月2日夜，与林文英一同在琼山县府城第一公园（今琼山工人文化宫）被枪杀。 　　到1919年，海口已有商店四百余间，当时国家农工商部规定，凡通商口岸准成立总商会与分会藉以联合商情共谋商业之发达。海口是通往东南亚的必经之地，于是改为“海口总商会”。 　　1930年，海口总商会换届，改为海口市商会。商会改设主席。这届的商会主席是海口海甸人毛泽海。他是当时位于中山路64号经营“民兴汽车公司”的主持人。 　　上世纪30年代末期，海口市商会商店会员从最初的三百多户发展到了一千余户，其中不乏像“安记”、“旭记”、“精华”、“裕大”等这样实力雄厚的商家。 　　无论是“海口商会”、“海口总商会”还是“海口市商会”，商会的宗旨总是“通商情，保商利”，起到维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作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商会还为海口市的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的海南中学前身琼海中学、海南省医院前身琼州海口海南医院的建立，都得到了商会的大力支持。而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商会当年的义举只能从史料中查询。唯有那时出于为市民和进出海口港的船舶提供计时设施、方便人们工作生活而由商会发动建造的大钟楼，如今依然矗立于长堤路和中山横路的交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