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颜诗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这是一本由李少君、张德明两位“新红颜”写作的命名者，联合张维一同选编的一本“新红颜”诗歌合集。目录上那一一个满是诗情画意，彰显着浓烈的性别色彩的名字透漏了它的秘密———40位当下中国年轻知识女性，或称“白领新红颜”，在个人博客时代的自由书写的合集。这是一本并不难懂的诗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身份认同上我们与“新红颜”们更接近；另一方面则是缘于“新红颜”诗歌的内容，整本诗集可以看成是完全我行我素、自由写作而成的文本，但它并不是小家碧玉似的无病呻吟，虽是业余写作，却比浅斟低唱更胜一筹。当代中国知识女性日益开阔的眼界使得“新红颜”诗歌在内容上更具包容性，境界上更加高远、豁达。

　　当代文艺批评家刘复生认为，“新红颜”诗的极具个人性的经验当中“又带有集体性的或时代性的鲜明印记，折射着命运转折时期的中国经验的复杂与暧昧”，这无疑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诗歌对“新红颜”们来说虽不是物质生活的保障，却是精神生活的必须。写诗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减轻的过程，自洁的过程。同时，又是个体对这个世界的不妥协，对黑暗的不妥协”。所以，无论是在诗歌中“痛哭亦或快乐”、“探索或自洁”，还是追求诗歌的气质、沉醉于语言的秘密，“新红颜”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构成了一种对诗歌的探索。可能在诗艺的精湛程度上还存在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但“新红颜”诗歌内容的包容性是值得称赞的。有充满着浓郁的个人色彩的抒情，但更多却是对现代女性的生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时间与反思，许多人跨出了带有拒绝性的“自己的房间”，呈现出一种面向更加普遍性的写作状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西诗歌普遍呈现“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恰是这些“新红颜”们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诗歌抒情的本质。这种浓郁的抒情性也正是“新红颜”诗歌为一些诗歌大家所不屑的一个由头。但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最初形式之一，诗歌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与人的日常生活、世俗情感相联系的，诗的高雅在于诗意与现实的恰当高度而不是断裂。

　　“新红颜”们由于大多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理论的学习，她们对诗歌的理解与追求更多的基于传统和个人的理解，而较少受到所谓“时代潮流”的影响和理论的牵绊，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这种自觉的创作让我们在常规文学理论之外看到了民间诗歌发展的可能，不能断定这就不是诗歌本身的一种抗争和突破。因此，尽管这本《新红颜集》所选取的诗歌可能在内容及诗艺等诸多方面还未能堪称精湛，但是却是中国新诗在探索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集子。

　　正如选集序言中所说，“‘新红颜’写作是当代中国诗歌寻求新转折的进一步尝试，是它将自己的根须扎向当代生活的顽强努力，借助女性更绵密、更具持久渗透力的感性，一部分中国新诗试着进一步与既往观念性的诗歌亡灵的纠缠，开始寻找新的眼界、新的语言和新的感觉了”(刘复生《“新红颜写”的诗学意义》)。不容否认，这种“女性更绵密、更具持久渗透的感性”，正是“新红颜”们进军当代中国诗坛的有力武器，虽不刻意追求性别政治的正确，却也着实无法掩盖女性经验的显现。

　　说到女性经验，笔者注意到，在对“新红颜”写作群体具体界定的时候，包括李少君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及批评家更喜欢用另一个名词来替代，即“白领新红颜”，意指在写诗者当中，很多是企业高管、政府公务员、教师、记者、律师等等，从《新红颜集》所选诗人的构成看也明显体现了这一点。但是，既然我们承认这是一次“草根写作与女性写作建立了历史性的同盟”，那么，我们的视野是不是也应该放宽一些，而不是在发现、命名之余再建造一座围墙。在今天这样一个诗歌早已成为“生活之余”的年代，我们无力苛求自己抑或其他任何热爱诗歌的人成为寂寞诗坛的忠实祭祀，只要在业余的书写中看到那一点点零星的、散发着微弱但倔强的诗性光芒的词句，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