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月中旬揭晓，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拉尔斯·彼得·汉森和罗伯特·席勒共同获奖。

　　消息从大洋彼岸传来，民革海南省委委员、海南资深资产评估专家蒋文宁女士家中一片欢腾。原来，获奖者之一拉尔斯·彼得·汉森，正是蒋文宁的堂姐夫。而汉森的岳父，也就是蒋文宁女士的四伯父蒋硕杰先生，曾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

　　20年前岳父未竟的诺贝尔梦想，20年后终于被女婿实现。在蒋文宁看来，能够摘得诺贝尔奖这顶学术桂冠，与自己家族近百年的学养传统密不可分。

　　拉尔斯·汉森：正宗的华人女婿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当晚，蒋文宁第一时间接到了美国亲戚的通知：堂姐夫彼得·汉森摘得桂冠，她们全家都感到非常高兴：“汉森圆了四伯父蒋硕杰的夙愿：用经济学推进社会，并得到世人高度认可。”第二天，蒋文宁全家就向汉森发去了贺电。

　　今年61岁的拉尔斯·彼得·汉森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和社会科学资深讲座教授。而蒋文宁作为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谈起汉森的学术贡献显得十分专业：“他的成就主要是开发了一套统计方法，可应用于验证估算资产的理论，这套统计方法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评估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蒋文宁向记者讲述了汉森与堂姐的相识趣事：上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汉森已经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并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当时他教的班上只有一位华人女孩，就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之女蒋人瑞(Grace Tsiang)。

　　当时汉森主讲的经济学课程非常艰深，课堂气氛相对沉闷，汉森为了调节课堂气氛，一天在课上讲了一个蕴含着经济学知识的幽默故事。没想到故事讲完后同学们都没有反应，唯独蒋人瑞笑了，这让汉森开始留心起这个理解力超强的华裔女孩。而蒋人瑞也对年轻有为的汉森倾慕有加，一场“师生恋”由此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展开了。如今蒋人瑞也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

　　蒋文宁说，堂姐蒋人瑞很小就去了美国生活，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回乡祭祖时的发言也由姐姐代劳，反倒是汉森因为经常去台湾讲学访问，说了一口好中文，而且这个娶了华人老婆的经济学巨子，对中华文化也有着深厚的情感。

　　一家两代经济学巨擘

　　蒋文宁告诉记者，汉森今天的成功与蒋硕杰这个华人著名经济学家岳父的指点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晚年的蒋硕杰定居在芝加哥，与汉森和蒋人瑞一起生活，这对汉森在经济学上的研究很有裨益。

　　蒋硕杰这个名字，除了经济学家熟悉外，很多人都感到很陌生。蒋文宁在书房翻阅着四伯父的照片和书籍说：“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贡献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完成的。”

　　1918年生于上海的蒋硕杰，是辛亥革命元老蒋作宾之四子。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他赴日本求学，后又来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攻读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并继承了导师的经济学精髓：“除管制、自由化”、“反对凯恩斯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早在跟随哈耶克学习期间，蒋硕杰的才华便开始展现。1945年，他的博士论文以全校最佳论文获得了当年的“哈奇森银质奖章”。

　　在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期间，29岁的蒋硕杰就与马寅初等几位经济学泰斗一起，被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提名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

　　40岁那年，他被台湾地区“中研院”院长胡适亲自提名，与梅贻琦一起获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既是第一位经济学院士，也是人文组最年轻的一位院士。

　　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的建议，先是高利率政策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够承受的价位。这种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岛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稳定了台湾的物价，为台湾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生根期”，蒋硕杰相继担任台湾经研所所长、“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他和刘大中等几位经济学家，联名向台湾当局提出建议：经济政策要尽可能与市场供需力量配合，要加速经济自由化步骤。

　　经济学界一致认为，他的经济学理论为台湾地区走出经济困境和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亚洲四小龙”中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用了蒋硕杰的经济理论。

　　1993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友仁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联名向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提名，申请他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者。但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当各种材料正在申报之中时，突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诺奖只能颁给在世者。第一次也是最有可能拿到的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这样与中国学者擦肩而过。

　　张友仁曾在悼文中说：“蒋硕杰教授在货币金融理论和实践上有着突出贡献，他的理论是当代货币金融理论的最高成就，他应当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恰当得主。”

　　推动大陆市场经济 曾在海口讲学

　　“四伯父时刻关心着祖国大陆的发展。”蒋文宁回忆说，1989年春，中央政府特意邀请蒋硕杰为大陆经济发展献策。由于当时政治条件限制，最后见面的地点选择在香港。中央政府派出了安志文、刘鸿儒、朱绍文、唐庚尧、杨启先、傅丰祥、许美征等一批知名的经济官员、学者。

　　据了解，当时蒋硕杰就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在香港讲了一个星期的课，介绍了台湾发展成长的轨迹。明确建议大陆学习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吸引外资，发展轻工业，使资金快速回笼，再投资、再发展。“后来，事实证明，中央政府的改革方案，很大程度借鉴了蒋硕杰的经济理论。”

　　“四伯父和海南也很有缘，”蒋文宁拿出一张蒋硕杰先生在海口的照片告诉记者：“1991年12月，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召开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金融体制改革这样的敏感话题，在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根本无法讨论。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考虑，把这次研讨会放在了中国最大的特区———海南召开。四伯父不顾77岁高龄，专程赶来开展讲座，大力呼吁大陆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据当时承办会议的“中改院”相关人士回忆，那次研讨会层次非常高，来自海内外的专家们，就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工具、政策性贷款和外汇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议，许多建议、成果后来被相关决策机构采纳，为推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作出了贡献。

　　“更鲜为人知的是，年逾七旬的他，还曾随原国家体改委的考察团到各地考察，指导经济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等处讲学。在京期间，他还受到了前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等人的接见。” 

　　学养传家 应城蒋氏人才辈出 

　　蒋文宁告诉记者，从爷爷蒋作宾开始，整个家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名人辈出。

　　蒋作宾1884年出生于湖北应城一个贫苦家庭。1905年，他被选派到日本留学，期间与孙中山相识，并于1905年7月成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用计使清廷炮弹运输滞后，为革命军争取了宝贵时间。汉阳失守，武昌告急时，他又冒险赶赴九江，火速请来李烈钧的队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28岁的蒋作宾首任陆军部次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后来历任国民政府首任驻德、奥公使，驻日公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是中国最早在“国联”大会上用华语发言的外交家。

　　蒋作宾1943年病逝，被国民党追授上将军衔。在蒋作宾的连襟中，也有两位风云人物：国民党元老邵元冲；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而他的14个儿女中，8人留洋，2名硕士，2名博士，都成为所在行业的学者大家。

　　比如长子蒋硕民，15岁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数学，22岁就获得德国马堡大学哲学博士，同年回国就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成为中国偏微分方程学科的先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世界级的著名学者林家翘、王宪忠、杨忠道、严志达、钟开来、秦元勋、曹锡华、万哲先等都曾是他的学生；二女婿程毓淮则是中国数学学会创始人、中国微分方程研究的先驱，1962年与梅贻琦一起被推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曾在西南联大授课，日后成为世界著名学者的杨振宁、唐敖庆、黄昆等都听过他的课；大女儿蒋硕德的儿子，则是开创了中国创业产业的著名经济学家，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厉无畏；三子蒋硕豪任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财经和装备部长30多年。

　　蒋文宁告诉记者，爷爷蒋作宾作为辛亥元老、国民党上将，却一生两袖清风，所有工资收入都用来培养子女，临终之时几乎家徒四壁。现在的家族后人中，绝大多数都从事专业领域研究，因为他们一直恪守着蒋作宾先生那直白而深刻的家训：“一个人得志的时候，自当有改造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志气。就是不得志的时候，也当努力贡献自己的心力，使每个自己所到过的地方，比自己未到之前略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