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树是海南常见的树种，它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一根枝条落在海滩上也能扎根，迅速长成一片片的红树林，根茎交叉，枝叶相连，抵御着海岸线不被台风和海浪侵蚀。因此，海南人亲切地称它为“海岸卫士”。从古至今，颂咏红树的文章不少，我以前也读过一些。但以《红树》为题，洋洋洒洒写出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我还是第一次见。震惊之余，又颇感钦佩。

　　符兴全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文昌人，一直在文昌工作，从财政局到林业局，兢兢业业，勤勤勉勉。工作之余，他热爱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青年”还算是一个时髦的标签，九十年代后逐渐褪色，如今又有回暖的趋势。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好像跟潮流没什么关系，“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数十年来痴心不改。他的业余时间，很大部分用来阅读和创作。数十年里，成果颇丰：1982年在《天涯》发表小说《秀兰》，在文坛崭露头角；1990年就在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水准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乡葬》，同年10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杂志发表散文《路口》，引起外界的关注；1996年将其发表的数十篇小说、散文结集为《路口》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此书1997年获得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五个一工程”奖）；2003年又出版随笔散文集《空白》；2009年长篇小说《大音希声》由辽宁出版社出版，受到广泛好评，并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

　　《红树》分别以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直至改革开放为背景，反映了波诡云谲的历史大潮中，海南文昌会龙村的村民海莲、嘉英以及我党基层干部苏林、张伟等人不同的命运以及他们的爱恨情仇。

　　文昌人写文昌事，自然是情深意厚，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的情感温度。因此，经过作者艺术提炼和升华的红树，早已不再单纯是植物学意义上的一种常绿乔木了，它还是养育鱼虾的护栏，抵御台风的天然屏障，更是掩护革命者的保护伞！它静静地守护着这里的人们，任凭风摧浪打、沧海桑田却顽强不屈从容不迫。这种可贵品质，正是小说中以嘉英、海莲为代表的普通人物群像的精神写照：他们在历次人生风浪的冲击中，就像坚强不屈的红树林一样，艰难时刻互相帮衬、抵御风浪，以坚毅的性格、善良的本性、宽厚的胸襟守护着自己的忠实信仰及美好人生，传递着一种穿越时空的原始素朴的坚韧之美。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作者没有选择驾轻就熟的现实题材，而是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革命题材，将文昌放置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中加以审视，时空跨度大、风云突变多，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故事情节的设置，都是非常难以驾驭的。据说作者从构思到完成，历时八年有余，迎难而上，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作者巧妙摒弃了传统主旋律小说“革命加爱情”的老套路数，情节设置方面没有公式化，而是有意按照生活的逻辑自然铺展；人物塑造方面也避免了脸谱化的窠臼，正面人物不再苛求“高大全”，而是拥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和种种不足，反面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也偶有慈心善举和无奈之处。这样人性化的写法让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在种种“抗日神剧”造成极度审美疲劳之际，读到《红树》这样的小说，着实令我眼前一亮，倍感亲切。

　　不仅如此，《红树》还是一幅包罗万象的海南文昌风俗画。小说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村民劳动、生活的情景，向读者展示海南文昌沿海风貌，介绍民俗风情。比如捕鱼、种田、饲养禽畜，煮文昌鸡、喝咖啡、吃薏粑、抱罗粉，用蟹酱炒芋头茎或番茨叶（地瓜叶）、大日子宴席必备“头盘菜”、粮食短缺时炒“椰子盐”、在南洋务工的亲友寄“批”（信件）回来、自发捐款捐物为家乡父老度过难关等，极富地方文化特色。小说还穿插运用了文昌方言和俗语，如“信鱼”（查看渔情）、“报罗”（传话）、“阴积”（可怜）、“鸡阉蛋”（阉鸡生蛋，比喻稀奇事）、“芋头叶端水”（比喻事情不长久）等，读来妙趣横生。

　　当然，作为一部创新尝试之作，《红树》并非完美无缺。比如，书中部分词句、情节还有待推敲，个别人物的思想发展还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但总体上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