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要远赴异国他乡，去攻读学位了。出国前那个晚上，他妈妈忙前忙后，为他收拾行装。客厅的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军旅歌曲《儿行千里》。听到“替儿再擦擦鞋，为儿再缝缝扣，儿行千里揪着妈妈的心头肉”时，我就忍不住想流泪。我是舍不得要出远门的儿子，但更多地是想起了我的母亲。以前，我每次离家的前夜，母亲都会这样，忙前忙后，忙这忙那，唠叨再唠叨，叮嘱再叮嘱，生怕我有哪句话哪件事没有记下。

　　母亲生我那年才刚满二十岁，是个在读的师范生。母亲要去外地上学，就在老家给我找了个奶妈，开始了我少小远离母亲的人生。到后来，母亲虽然工作了，但只能住在办公室里，我便在奶奶和外婆家轮流寄居。但母亲一有条件就把我接回身边，可那时工作变迁太频繁，过不了多久，我又会再度被送回老家去。

　　后来，母亲终于有了固定的宿舍。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父亲接我回家。长期与母亲分离，我难免生出生分感来。在那个年代，人们不顺心的事情太多，没挨过打的孩子也恐怕不多。每次母亲打过我，又会对我特别好，给我吃这吃那，却什么都不说。母亲显然很后悔，但她怎么可能向孩子道歉呢？我至今有个习惯，不爱吃鸡蛋和肉——那时，父亲是小干部，母亲是小学教师，连吃豆腐都要凭票供应。可母亲总说：“娃从小在外面，吃不上好的。”每到有肉吃时，便不停地把肉往我碗里夹，结果吃得我腻味，到现在看到肥肉就恶心。也因为经常要离家，每次母亲都要煮鸡蛋，让我路上吃。直到今天，母亲仍然舍不得吃鸡蛋，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母亲一生的多半时间从事教育，最看重的就是子女的教育。我小时候的淘气是出名的。五六岁时，就因为看隔壁两个老太太吵架，被三寸金莲踩肿了脚，疼了半个多月。上小学二年级时，班上转来个柔弱的女生。我上课时总揪坐在我前排的她的小辫子，还用脚踢她屁股。这女同学最终领着她的母亲，向学校告发了我。偏偏接待她们的就是我的母亲，其后果可想而知了。

　　为人师表，当然得从自家的娃娃教育开始。母亲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在我身边，就想了个对付我这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孩子的办法。她让我的同桌和我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去见她，先由我报告当天是否干了坏事，再由我的女同桌检举验证，看我是否说了实话。然后，母亲再根据情节是否严重，决定如何教育和惩罚我。我的女同桌十分尽职尽责，使得我的聪明才智无处躲藏。我被逼无奈，便今天送她几张画片，明天送她几张从母亲办公室偷来的办公纸。女同桌终于被拉下水，后来无论我干了什么坏事，我的女同桌都会很忠厚地向我母亲证实，我说的全是实话。

　　“文革”期间，划片入学，我被划到了远离市郊处入学。母亲四处托人，硬把送我进市里最好的学校。从家里到学校，往返有二十多里地。母亲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学校。我那时已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但很能吃，体重不轻。看着母亲艰难地踩自行车，不断地上坡下坡，我要求下来，可母亲坚持不让。母亲有时要上班，就央求过路的拖拉机、汽车，甚至牛车，带我进城。有一天晚上，参加学农，回家很晚。母亲怕我出意外，匆匆骑车进城接我。我那时刚学会骑自行车，到了东关时，天差不多全黑了。看到迎面过来一个慌慌张张的骑自行车的妇女，我赶忙给她让路，而她也赶紧给我让路，左躲右闪，一下子都撞倒了。我爬起来一看，原来对方就是我的母亲。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很远的农村下乡插队。母亲多次骑着自行车，往返五六十公里，到我下乡的村子里，找村里的干部，希望我能早些被招工。终于，我被招工了。我在那个冬日的清晨，兴高采烈地坐在大卡车上，想象着遥远的未来，充满了莫名的兴奋感。可母亲送走我后，却一路哭着回到家里，说：“娃从小就在外边，现在又走得这么远！”

　　我却越走离家越远了，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使能回家小住，日子也越来越短。那时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书信是唯一的联系。母亲的信多是重复说过的话，几乎总离不开不要舍不得吃，注意身体，加强锻炼，等等。

　　如今，母亲老了。年已八旬的母亲身材比过去缩小了几近三分之一。三年前，母亲摔了一跤，大腿骨折，打了钢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又患了帕金森综合症，手不停地抖动。母亲得知我要回来，和年过八旬的父亲互相掺扶着，去菜市场买了一堆菜，发好了面团，蒸了一锅我爱吃的素馅包子，非要看着我吃了一个又一个。我离开时，母亲把那些包子包好，让我带回海口，因为我的儿子也爱吃奶奶做的包子。

　　“儿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儿行千里母担忧。”这是母亲从外婆那里传承下来的话。母亲说，她经常会在噩梦中惊醒，因为她“从来不给儿女操好心”。直到我有了儿子，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儿行千里母担忧”语出古人《鹊华秋色图》：“儿行千里母担忧，泪水洒九州。”可是，民间还有一个版本，叫：“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这也正如母亲说过的“人心都是往下长的。”人都是父母生养的，可人给予父母的爱，哪里比得上给予儿女的爱更多呢？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最疼爱我们的那个人？只有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