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距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已有78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南京大屠杀在这一年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意义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广岛核爆等惨案。后两者已分别于1979年和199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此刻，“南京大屠杀”申遗成功表明，这段人类历史中的血色记忆正式被联合国永久保存，更是在向世界昭示，历史不容否认，和平弥足珍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9日说，关于世界记忆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应本着国际合作、相互理解与构筑和平的精神，造福子孙后代。中国此次申遗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记忆传承，更是建立在和平与合作基础上、对世界记忆的铭记与延续。

　　在中国申遗结果公布之前，国际社会就已关注这一事件，英国《卫报》、韩联社等国际媒体进行了多篇报道，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国际社会的关注并非偶然，因为这是人类的共同记忆，也是历史的重要一刻，更是启迪未来的一面镜子。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中国申遗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有助于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民，认识侵略战争的残酷性，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共同捍卫人类尊严。

　　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所说，战争是残酷的，在战争中死难的人民是无辜的。和平来之不易，理应备加珍惜。

　　中国此次申遗成功，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洗白战争侵略罪行发出的掷地有声的回应。日本政府尽管组织了庞大的“游说团”远赴申遗现场，企图阻挠中国“南京大屠杀”申遗。但正义必胜，日方右翼的企图终以失败告终。

　　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铭记战争的残酷、共同捍卫人类尊严，至关重要。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关战争的记忆不应被忘记，更不能被忘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

　　和平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崇高目标。中国申遗，以和平之名，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据新华社电）

　　留住历史的血色底板

　　——南京大屠杀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背后的故事

　　迟到的共识 | 

　　时间流逝，记忆能否长存？

　　2015年，二战和抗战硝烟散去已经整整70年。

　　今年，距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已有78年；距离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已有39年；距离1979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已有36年；距离1996年，广岛和平纪念碑（原子弹爆炸圆顶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已过去19年……

　　南京大屠杀在这一年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一直推动申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听到这个消息后松了一口气，也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迟到的共识。”他说。

　　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介绍，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文化景观遗产。其中，世界记忆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延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该项目的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进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对照这一目的及另外两大惨案的申遗，推动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之举是十分必要的。”李明华说。

　　在国际史学界，南京大屠杀事件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长崎核爆并称为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引发中国人民强烈抗议，南京大屠杀历史及相应研究逐渐回归国内舆论。

　　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芝加哥论坛报》前记者、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她随后完成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1997年连续两个多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最佳畅销书，长时间淡出国际视野的南京大屠历史在英语世界重获关注。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工作最早开始于2009年，作为南京市人大代表，朱成山提交了申遗议案。南京市政府当年便成立了申遗领导小组，正式启动申遗相关工作。2010年，系列文物档案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4年3月，由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

　　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市档案局等7家单位联合申报的11组档案，经多方慎重挑选，主要包括胶片、照片和文字材料。这批形成于1937年至1948年之间的历史档案，历史线索清晰、纪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每一件档案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对于研究中国抗战史、日军暴行史，有力回应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朱成山介绍。

　　残酷的记忆 | 

　　列在此次申遗的11组档案第一位的，是国际安全区教会所办的金陵女大收容所负责人程瑞芳的日记。她在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的84个日夜里，用3万多字记录下南京城这段凄风苦雨的岁月。

　　白天，62岁的程瑞芳和同伴们撑起一顶已然千疮百孔的“保护伞”，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提供庇护；晚上，昏暗灯光下，她用和着泪水的墨水写下一篇篇日记：

　　“12月11日……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打得利（厉）害……”

　　“12月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从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里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

　　“12月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11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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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瑞芳日记记录的，是一场烙印在人类文明耻辱柱上的大屠杀中最真实的场景。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南京城变成人间地狱，30多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被以各种方式屠杀，2万多名妇女被强奸，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

　　日记发现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说：“越读越感觉悲愤，我们的同胞曾经生活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中。”程瑞芳不仅逐日记录下大屠杀期间见闻，日记内容也与此前发现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东史郎日记》相互印证，构成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方证言的完整链条，成为不可撼动的铁证。

　　翻阅这次作为申遗材料呈送的11组档案，日军坦克、装甲车疯狂地炮击南京城；一片断垣残壁的南京，受辱后痛苦万分的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街道上、水塘中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一篇篇文字、一张张图片记录下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入侵兽军蹂躏，也以最直接的方式揭开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伤疤。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认为，南京大屠杀申遗将一国的文献遗产，上升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捍卫人类尊严、珍惜世界和平，需要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更懂得和平的可贵。

　　申遗档案中唯一一组视频史料，是当时身在南京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长达105分钟的视频。其中一段，画面里一个身中30多刀的孕妇满身是伤、奄奄一息。她就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

　　1937年12月，已有7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和父亲躲进了安全区，在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栖身。12月19日，三个日军士兵发现了他们，并欲强奸李秀英。她拼死搏斗，脸部、腿部、腹部共中33刀，后经美国医生威尔逊全力抢救，侥幸存活，孩子却流产了。

　　战后，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人物曾在多个场合控诉日军罪行。更曾以高龄之身远赴东京，起诉污蔑她为“假证人”的日本右翼作家。

　　“大屠杀给母亲带来的伤痛永远挥之不去，她毕生深受折磨。”李秀英的女儿陆琪说。但最让她难忘的是历尽劫难的母亲2004年临终前留下的最后的话——“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记者 蔡玉高 蒋芳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0日电）

　　申报的十一组档案

　　■ 《程瑞芳日记》，记载了她与美国人魏特琳和中国人陈斐然三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组成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工作过程及其日军在此的犯罪记录。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及相关影像。

　　■ 1938年南京华东照相馆学徒工罗瑾冲洗并保留，后被吴璇保存并在战后送交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转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被列入京字第一号罪证的16幅砍杀中国军民和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及其照片册。

　　■ 1946年10月18日，吴璇呈送上述16幅血证照片册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时记录的手印具证，以及南京临时参议会转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文书。

　　■ 1947年3月10日形成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原件11件档案。

　　■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提供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证词。

　　■ 1946年10月19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的证词，包括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传票、法庭询问笔录、证人具结书及1937年12月19日，身中37刀的李秀英在鼓楼医院接受美国医生威尔逊救治时的现场照片。

　　■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

　　■1947年1月，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会同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负责人，前往中华门外普德寺调查验证，发掘死难者坟墓，检验遗骸现场照片。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等，接受的大量南京市民呈文，内容可分为人口伤亡、查找失踪人员、工商业损失、房产财务损失、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等。

　　■外国人日记：占领南京—目击人记述。（综合）

　　八年申遗路

　　10月1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朱成山在南京讲述了八年的漫漫申遗之路。

　　朱成山说，“记得最早提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工程项目的，是在2008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委员会主席卡门·帕拉迪女士，在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是看到美国牧师约翰·马杰的16毫米摄像机及其现场拍摄有关南京大屠杀音像原始素材带后，提出南京大屠杀档案理应列入世界记忆工程名录加以保护。”

　　朱成山认为，南京大屠杀史档案于一般的历史档案不同，它作为人类创伤性记忆的一部分，作为历史废墟的载体，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与警示性意义，符合世界记忆遗产的地位。

　　2009年1月，朱成山研究员与九位人大代表，联名向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第0255号提案，建议将南京大屠杀专题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该提案被列入当年南京市人大十大重点提案之一。

　　经过努力和登门协商，当年4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三家单位（下简称“南京的三馆”），决定联合申报中国记忆遗产，迈开了申遗的第一步。2010年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五组）》通过国内评选，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初战告捷。

　　2012年7月23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下发宁政发（2012）210号文，成立以市委常委、副市长郑泽光为组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宁和副市长陈刚为副组长的“南京大屠杀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工作领导小组”，拨出专门的申遗经费，正式启动了申遗工作，朱成山担任办公室主任，操办具体筹备工作。

　　此后，南京的“三馆”领导朱成山、马振犊（二档馆副馆长）、王涵（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多次赴京，向中央档案局、外交部领导汇报，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朱成山介绍，与此同时，南京的“三馆”还派人赴北京的中央档案馆、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云南丽江东巴经研究所，学习已经申报成功的“大清榜”、“中国民族音乐”、“纳西族的东巴古籍”的经验，回到南京后，认真对照世界记忆遗产申报的要求进行论证。

　　“在论证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该选什么，报什么好，一时间难以定夺。考虑到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关注的是世界文献遗产，主要考察的是所提项目的真实性、世界意义或是否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朱成山表示，档案选择严格按照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关注的要求，要经得起世界级专家眼光的考量，特别是经得起日本右翼势力的挑剔，经得起他们鸡蛋中挑骨。“当时确立的原则是，凡是不是原件的史料，一律不报，以免由于资料选择的稍不慎重，给申遗工作留下麻烦，带来后患。”

　　据了解，南京的“三馆”馆藏量都极其丰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所有的卷宗和档案资料；南京市档案馆保存着1945至1946年南京市调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市民呈文等历史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南京大屠杀专史陈列馆，建馆近30年来在海内外广为征集大量有关史料，馆藏品达16万多件。

　　2014年3月5日，“三馆”接到国家档案局的通知，按照双年报、单年批准的惯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开始了两年一度的世界记忆遗产工程的申报工作，负责牵头申报工作的国家档案局，决定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档案》列入此次中国申报的两个项目。

　　同时，要求在中国所有涉及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档案馆，都参与申报，除了南京的“三馆”外，新增加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四家档案馆，申报的队伍扩大为七馆，申报的内容也由原先的五组档案，扩大至十一组。

　　朱成山表示，2014年3月30日，中国记忆遗产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委员会，提交了上述11组有关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项目。在此期间，南京的“三馆”人员集中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封闭式办公，集中组织撰写文本，翻译、校对史稿，拍摄照片和影像资料。在此基础上，国家档案局又聘请国家外文局和外交部的专家，对文本的英文翻译校对和修改，最终形成了中英文对照、图文并茂的正式申报文本材料。（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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