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说好做伴娘的闺蜜，在自己婚期前一个月突然“请辞”，家住湖北武汉市汉阳杨泗港附近的王女士，显得很无奈：“闺蜜说看到柳岩被‘闹伴娘’，怕自己也被整，非要我签一个‘禁止闹婚协议’，我和婆婆还为此大吵一架。”（4月6日《武汉晚报》）

　　作为公众人物，柳岩被“闹伴娘”犹如一扇窗户，让陈旧、落后的婚俗进入了公众视线。以祝福新人之名，“闹婚”恶搞化、低俗化，成为无节制、无下限的集体狂欢。“闹婚”的受害者不仅承受着身体上的痛苦，还承受着精神上的伤害。“禁止闹婚协议”作为一种利益诉求，叩问婚俗“变形记”之痛。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社会转型时期，“闹婚”也隐伏着一些不良的社会心态。不论是“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投机心理，还是“别人都如此”的从众心态，抑或“破窗效应”下的失范感染，当人们可以为自己的出格言行找到理由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闹婚”愈演愈烈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型社会，“闹婚”通常没有被纳入法制轨道，而是被道德化、人情化。在“闹婚”过程中嗨过头，即使对他人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伤害，往往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闹婚”参与者人数众多，和新人一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错综复杂的人情、面子和关系，让新人一家和伴娘伴郎即使苦不堪言，也要满脸堆起笑容，默默地忍受“闹婚”的胡作非为。

　　作为一种社会联结纽带，婚俗在增强熟人互动、培育社区认同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不过，一些固化、僵化的婚俗，让许多人苦不堪言。面对“闹婚”，一些人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囚徒困境”：别人都如此，就你这一家子特立独行；对“闹婚”说不，难免会带来“不讲究”、“不合群”、不近人情等负面社会评价，从而让这个家庭在社会关系网络中陷入边缘化的境地。

　　伴随着社会变迁，婚俗更具法制观念、更具时代气息、更具人文情怀，一些不合时宜的习俗需要进行重塑和更新。说到底，结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没有必要通过“闹婚”去折磨和伤害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