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的上苑村被人们称为画家村，经常被一些杂志、报纸以及其他传媒介绍，原因是住在这里的很多人都是画家，大概有六七十户之多。这样的画家村在北京还有几处，名声最大的要数通县的宋庄，在那里居住的画家据说上百户，在中国美术界有影响的画家也比上苑村多，以至于一些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准画家们为了日后混出名堂，在没钱买地盖房的情况下也跑到那里租上一间当地农民的房子，只为那里的机会多。而上苑村的画家大多数只能算没有什么想法，创作上追随时髦思潮的二流人物，只有几个，像李天元、申伟光、刘亚明、刘彦算得上有一些自己的艺术理念，作品接近一流的画家。但不管是二流还是接近一流，他们的画都还卖得不错，能够买地盖房，换了写诗的人没有谁能够做到，除非写诗的人另有生财之道。在中国，诗人与画家的处境非常不同。

　　有时候有朋友从外面来，带他们到一些画家的家里参观，总是听到他们感叹：这些画家过得真是不错呵！其实画家过得不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事，再往前，中国画家的生活与诗人一样多数是很贫穷的，尤其是被称为“先锋画家”的那些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像后来在中国绘画界名头很响的方力钧等人，大多数还居住在圆明园租来的农民的小平房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混得好的也不过是在一些广告公司和装修公司给人搞策划，画效果图什么的。中国画家成为有钱人还得感谢那些港台与外国传媒驻北京的记者们，是这些人首先向香港、台湾与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先锋绘画”，于是一些画家得以被港台与西方文化机构邀请出国参加展览，继而有人买他们的画，给的价钱不错。我认识的荷兰大使馆文化处官员罗伯特告诉我，当年方力钧在圆明园时，他去过他的画室参观，一幅画才要价几百元人民币，他当时犹豫没有买，但后来方力钧的画卖到几万美金一幅，他想买已经买不起了。听说方力钧现在不单画画，还用卖画的钱投资开饭馆，生活完全达到中产阶级以上的水准。

　　对中国当代先锋绘画，除少数真正有意思的画家，我一般都不喜欢。在与很多画家的接触中，我发现不管他们的艺术修养如何，但多数人心里想的是卖一个好价钱。虽然这没有错，能够将自己的劳动转化为经济收入肯定是符合现代社会的劳动与经济观念的。但我看到的问题是：很多画家除了在专业技术上有一定造诣，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却是浅薄，听他们谈对艺术的理解，常常让人怀疑他们的画根本不是有意识地画出来，更像是蒙出来的。我参加过几次由汪晖主持的以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名义举办的小型当代艺术座谈会，对一些参加会议的艺术家谈他们对艺术的理解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过于强调符号的独特性在绘画市场中的作用，因而在建构自己的艺术语言时，一般都是拼命做得与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在当代艺术活动中能够看到那么多让人感到已经丧失基本道德尺度的行为？其关节点就在于有些人总是以为只要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就能一举成名。

　　当然，并不是所有从事当代艺术的人都这样，在我认识的画家中，有一位一直让我感动，他是画家王毅。王毅也算中国当代艺术最早的先锋人物，他参加过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的八五、八九新潮画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期，国内的很多绘画专业刊物也对他做过重点介绍。只是由于他后来去了俄罗斯，不再在中国绘画界露面，如今已没有人再提他。但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王毅其实是非常明白自己的绘画的人，他写下的关于绘画的笔记，也是我看到的中国当代画家最有想法的笔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从俄罗斯回国一次，带着他在那里几年时间里画的画，我看了，其中有几幅非常了不起。他告诉我自己在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呆着，每天不干别的只是到户外画画。我看得出来他没有别的想法，绘画对于他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他说他还想到曾经出过鲁宾斯坦等一批俄罗斯绘画巨匠的列宾美术学院深造，但没有钱交学费，如果有人出六千美金，他愿意将自己的画全部卖掉。我帮他联系过成都一位开画廊的熟人，但那人没有同意买。他后来从成都其他画家处了解到王毅的画很可能一幅就不止六千美金，如果只花六千美金买下王毅近百幅画，日后肯定大赚一笔而非常后悔。不过那时王毅已重返俄罗斯，我与他再没有联系。没有谁知道王毅后来的情况。

　　像王毅这样的一门心思只在绘画上的画家已经很少。中国当代绘画的市场化，成为左右大多数画家创作的主要力量，也使得不少画家面对机会变得十分功利主义，总是像观察风向一样捉摸自己下一步画什么，以及如何成为绘画市场中的胜利者。这让人感到太过分。那些这样做的画家有不少人再进一步很自然地就做出了对其他画家贬斥的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从道德上说暴露出他们人性中的非健康一面，但也使得机会大大增加。而那些不这样做的画家机会便被大大减少。所以，到如今虽然国外提供的一些机会使得某些画家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但那些最有名、卖得最好的画家未必就是最棒的画家。就像我居住的上苑村，运作得好的画家画卖得自然好一些，运作得不好的画家日子过得就相应地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