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两轮寒暑，纵横十余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完成了一次“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征”。

　　万里长征路遥迢，青史长留照古今。

　　这是一条奇迹之路，年轻的共产党人以对国家的深刻忧患、对民族的责任担当，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世界军事史的惊人奇迹，谱写下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

　　这是一条牺牲之路，一支支队伍舍生忘死、抛洒热血。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86000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这是一条转折之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涅槃蜕变。这是一条锻造之路，一代新人朝气蓬勃、淬火成钢。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80年，长征宛如一条精神的航道，从昨天走到今天，让历史走向未来。

　　为什么陕北成为

　　红军长征落脚点

　　陕甘根据地也称作陕甘苏区，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

　　1927年，八七会议后，谢子长等在陕北组织和领导清涧起义等，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了对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领导，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陕甘边和陕北两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苏区。

　　在南方各苏区相继丧失的形势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下的陕甘苏区，硕果仅存、弥足珍贵，为处于流动中的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的可能。

　　9月18日，中共中央率领北上红军进占哈达铺。毛泽东、张闻天等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了红25军和陕甘苏区的情况。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

　　长征为什么不走

　　“弓弦”走“弓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将红军各部队长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直线连起来，会发现它们和红军长征实际路线构成了几张弯弓的形状，红军基本上是在弯弯的“弓背”上行走。那么，红军为什么不走平坦的“弓弦”近道，而走山高路远的“弓背”呢？

　　从实际的长征路线看，走了一个大大的弯路。红2、红6军团的行军路线更是如此，比中央红军的路线更加偏西、更加偏远。原因很明显，这是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结果。

　　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堵，针对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若要想保存自己而不致全军覆没，只有避开敌人重兵设防地带，绕道前进。

　　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红军行军和作战自然不利，但却可以凭借其擅长的机动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充分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行踪，机动作战。如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以及红2、红6军团在滇黔边界乌蒙山区的回旋战，都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作战的优势，与敌重兵集团来回周旋，并伺机突出重围，摆脱危机，继续前进。

　　对于大纵深、长距离及曲折反复路线的机动作战行动，当时红军中有许多人不理解，也有抵触情绪。但机动灵活是红军作战的特点，是以弱胜强的关键。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红军的这一特点：“为了有把握的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为什么

　　要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敌人实力强大，二是我党犯了错误。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考虑重开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主动进行战略转移。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可是，其他各地红军并没有失败，为什么也要进行长征呢？

　　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使其他各地红军受到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在这些根据地当中，除了中央苏区之外，比较稳定的就是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确实担心自己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的下一个中心。他撤出来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也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没有想到中央红军损失那么惨重，这也是他野心膨胀的重要因素。

　　另外，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敌情严重，创建和保存革命根据地十分困难；红二十五军转移也是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清剿”，坚持当地革命斗争已十分困难。

　　因此，各地红军相继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

　　同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走留问题属于

　　“核心机密”

　　长征之前，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留守人员名单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完全是由“三人团”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只就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则只是告诉他一个数字。其实，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都是博古、李德说了算，具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存在明显的宗派倾向。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瞿秋白的名字也出现在留守名单里。1935年2月，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俘，后被国民党残酷杀害。

　　红军主力长征后，时年58岁的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伯坚、贺昌、陈潭秋以及所谓“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覃、古柏等同志因此也上了留守人员名单。

　　曾经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差点没能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后经周恩来据理力争，刘伯承才随主力红军一道长征。

　　连毛泽东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就去领毛泽东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长征路上牺牲了

　　哪些红军高级将领

　　在长征中，牺牲的官兵中，许多是各级指挥员。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牺牲的指挥员中仅师职干部就达80多人，包括红3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红5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红四方面军第10师师长余永寿等。另外，还有数名军以上干部牺牲：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红25军政委吴焕先、红5军副军长罗南辉等。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师长洪超，长征前担任红3军团第4师师长。1934年10月21日上午，洪超指挥红10团到达百石附近，抢占制高点，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在指挥歼灭顽敌的战斗中，洪超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光荣牺牲，年仅25岁。

　　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是红军的著名战将，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唯一一位军团级将领。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2月27日傍晚，部队进抵遵义城下。为进一步摸清敌情，邓萍和红11团政委张爱萍等人，冒着绵绵阴雨，匍匐前进到香江河东岸进行侦察。当邓萍举起望远镜观察时，敌人从城墙上放枪，击中了邓萍的头部，他当即倒在张爱萍的右臂上壮烈牺牲。

　　喋血四坡村的军政委吴焕先英名及卓著功勋，早已载入史册。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并同陕甘苏区红军会师，从西安以南的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8月21日，在甘肃泾川县王村镇四坡村战斗中，吴焕先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时年28岁。

　　“二万五千里”

　　是怎样算出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万五千里”成为了红军长征的代名词。那么，“二万五千里”到底是怎样算出来的？

　　“二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的行程。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当天，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在日记里写道，毛泽东对他讲，红军长征“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此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

　　从萧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个数字是“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得出的。根据红1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就可以确定：红1军团直属队至少走了1.8万里。

　　此外，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有几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一是长征途中，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二是红军在行军作战中，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等，这些都需要走路。三是在长征中，特别是长征初期，红军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的事经常发生。

　　长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个“最多的”又是指哪些部队呢？目前现存史料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但经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走的最多的应是担负侦察、作战、掩护、迂回、穿插等任务最多的基层作战部队。比如，从平查所到八嫖，红3团走了315里，红1军团直属队走了145里，相差一倍多。

　　翻雪山 过草地

　　红军牺牲约两万人，英雄壮举震古烁今

　　在红军长征走出草地见到的第一个村子——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有一座名为“胜利曙光”的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为了纪念千辛万苦走过草地却牺牲在最后一刻的数百位红军战士而建，这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有史料记载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胜利曙光”的正面碑文前，记者看到时任红军十一团政治委员、开国上将王平回忆的这段悲壮往事：“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记者近日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从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翻越夹金山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小金县，经梦笔山再到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和若尔盖县，一路寻访得知，像在班佑这样悲壮的牺牲并不是个例，由于伤病、饥饿、寒冷、缺氧等原因，很多红军战士在翻雪山、过草地中牺牲了，大部分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

　　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王母寨垭口，对当年翻越夹金山的红军是一道“生死关”。邓颖超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夹金山上终年积雪，雪山必须在每天下午4点前走过，否则大风雪来了，就会冻死在山上，有些体弱患病的同志，一坐下来就起不来或行走缓慢，不能及时赶过山顶，就牺牲在雪山上。”

　　牺牲在雪山上的红军战士不在少数，而接下来红军三过草地，因陷入沼泽、饥饿寒冷而生病掉队等原因，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黄克诚大将回忆过草地时曾写道：“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红一方面军收容队一名老红军回忆说：“晚上掉队的同志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早上发现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

　　在阿坝州红原县和若尔盖县的交界处，“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的塑像吸引着不少游客驻足纪念长征中牺牲的无名英雄。若尔盖县史志办副主任徐绍勇介绍，当时一、四方面军混编过草地，类似这样舍己奉献而没有留下姓名的故事几乎天天都有发生。

　　除了牺牲的红军战士，还有1000多名红军战士因伤病留在了当地，随后遭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残忍杀害。极少数人幸存下来，在那片只能种一季的土地上辛勤耕耘，逐渐融入当地藏族同胞的生活。战争年代他们九死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基层农牧区的工作骨干，毫无奢求。

　　在翻雪山、过草地中红军非战斗减员数量巨大，据统计，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过雪山草地的牺牲人数在两万左右。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红军烈士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遗骨，也没有留下可供后人瞻仰的墓碑。

　　只有一个例外，在红原县亚口夏雪山海拔4450米的垭口上，有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据红原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贺建军介绍，这里埋葬着一个建制班的12名红军战士，他们在1936年夜宿亚口夏山，因缺氧而窒息。直到16年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前来黑水剿匪的解放军发现。

　　尽管这座红军墓所在位置偏僻，只能步行爬山才能到达，但仍有不少人来到墓前祭奠，怀念在长征中牺牲的无名烈士。

　　牺牲在雪山草地中的无名英雄，和那些流落在长征途中却顽强生存的红军战士，他们身上都体现了红军为解放穷苦大众，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精神。这就是民族的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收获辉煌。

　　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最惨烈的战役：湘江战役

　　称其惨烈，是因为经过这场战役，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战役发生在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作战地区是湖南道县和广西全州的湘江两岸。

　　此役，蒋介石调动了其嫡系部队及地方军阀部队近30万人，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由于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决策，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使红军丢掉了机动灵活的法宝，虽然突破了湘江，但也遭遇了红军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

　　湘江战役的惨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危害，为后来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重要基础。

　　绝境求生：血战独树镇

　　这是红25军在长征初期生死攸关的一场恶仗。战斗发生于1934年11月26日，地点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一带。

　　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地形极为不利，天气极端恶劣。红军只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牺牲精神。从军长、政委到普通战士，广大指战员与敌人血拼肉搏，最终突破重围进入伏牛山区，继续踏上长征之路。

　　毛泽东“得意之笔”：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年初，作战区域主要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交界的赤水河一带。在三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按照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赤水河两岸穿梭往来，纵横驰骋于40万敌军丛中，在运动中创造战机。

　　红军历经大小40余次战斗，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也从根本上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打开北上通道：强渡大渡河及飞夺泸定桥

　　强渡大渡河，发生在1935年5月24日、25日间。25日上午，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率“十七勇士”在枪林弹雨中，以一条木船强行从安顺场渡河，在国民党军视为天险的大渡河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夹河北上夺占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飞夺泸定桥，发生在1935年5月29日。战斗发起前，红军先头部队红4团两天半时间里，沿大渡河西岸崎岖的山路急行军320华里到达泸定桥。战斗中，22名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援13根悬空的铁索猛打猛冲，最终夺占铁索桥。随后，红军后续部队攻占泸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

　　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举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

　　走出草地第一战：包座战斗

　　这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走出草地后，打响的第一个战斗。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分成左右两路军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为打通进入甘南的门户，8月29日，右路军发起包座战斗。红军指战员克服人马劳顿、饥寒交迫的困难，采取“围点打援”战法，至8月31日胜利攻占包座，全歼守敌及敌援军大部，缴获大批装备和物资，使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得到了及时的补充。

　　这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把红军逼回草地的企图，为实现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谁敢横刀立马”：吴起镇战斗

　　这是中央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

　　战斗发生在1935年10月21日。为打退尾追红军陕甘支队的国民党军骑兵部队，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个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和指挥。红军在吴起镇依托有利地形，经过数小时激战，歼敌1个团，击溃另3个团，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追击。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兴奋地提笔挥毫，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名句。彭德怀则谦虚地将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本版稿件、图片均由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