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光村在北部湾畔的一个小镇，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这里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河流与港湾交汇多，滩涂资源丰富，是小海鱼栖息繁衍的良滩佳地，当地的老百姓常常对外地的人说：“光村鱼小是鱼鲜”！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荣耀和自信。

　　小镇的南面有一片望无边际的大田洋——“扫地坡”， “扫地坡” 的南面是黑墩沟水库，为这片大田洋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孩提时常听到种田的大伯大娘们说的一句民谣：“扫地坡，一穗谷，任鸡拖，地肥水足，赛过灵春七里坡！”足见这里是产粮好地方。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坡坎路”是我们家乡通往县城和海口唯一的一条土路。记忆中，最早踏上这条路是读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年，公社党委要到国营新盈农场慰问，学校指派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同行。第一次行走在坡坎路，虽然那时的路面窄、山坡陡、沟堑多、距离长，但有大人在旁，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和辛苦，坡坎路的两旁，满目苍翠，溪间流水潺潺，头顶上蓝天白云与我们同行，路边的鸟语花香和我们作伴，不远处的小山包灌木林树梢上，站立着肥硕的鹧鸪鸟，张开那双色泽艳丽的翅膀，伸出长长的脖子，发出一连串悦耳的啼叫“咯哥，咯哥咯哥哥！”大自然如此的美丽和神奇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回到家里，我问坡坎路名字的来源，父母说他们也不清楚，但按当地习惯，一般路名是以村名来命名。父亲还讲述了一则故事：坡坎路曾是琼崖纵队儋县支队进入革命根据地，从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一条主要通道。国民党军队为了消灭我革命根据地，他们以优势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从坡坎路进入根据地，琼崖游击队的地雷战和巷战打得他们望而却步，坡坎路从那时起渐渐出了名。

　　解放初期，南下部队组建了国营新盈农场。坡坎路是新盈农场上千工人生活补给的必经之路，农场周围是一种独特的红泥土，老百姓因此编了顺口溜：天晴一片红，下雨一包脓。当地的男女青年逢年过节好不容易买回一条白色的上衣，没穿过几回就变成了粉红色，有趣的是，被红泥弄脏的衣服用当地的井水才能洗干净。遇上大雨，在半路行驶的汽车要抛锚好几天，为了改善坡坎路的路况，新盈农场不知出动多少次车辆从光村运去石英砂填路，天气好的时候路是好走一些，天一下雨便前功尽弃。小学毕业那年，我跟表叔要单车去了一趟抱舍，回来的时候，从坡坎岭头下坡，我为了图个爽快，刹车闸没有刹紧，单车因为惯性而加速，到了中途，车速已无法控制，此时前轮又碰到了一个小石头，只见车轮左拐右拐跳了三下，我还弄不明白是咋回事，车已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把我摔倒到路边的水沟里。好在遇到坡坎村的几位老乡把我扶了起来，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边帮我拍打身上的灰尘，一边开玩笑地说：“我还以为你在搞杂技表演呢！”他老婆见我手掌上流血，赶紧用路边的“飞机草”在嘴边嚼烂后涂在我伤口处。

　　从部队退伍回家待业的那段日子，是我上山打柴的时间最多、行走在坡坎路的路程最长、经历磨难而充满劳动快乐的时期。那时小墟镇上不少家庭都有了“私家车”，只要从山上砍来几条韧性好的野生树木和供压在牛脖子的弯木头，再请来木匠花上一天多的时间，拉木柴的车就大功告成。别看这样小小的胶轮车，其载重量通常也有八九百斤左右，可供一个家庭烧火做饭近一个多月。然而，归途中最令人头痛的还是下坡坎路。起初，我们以为牛的力气大，它的双角可以挡住车子下坡时的冲力，但事情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有一次，车开始下坡，我右手压着弯头，左手拉住牛鼻子的绳子，使劲往回拉，想不到，由于坡陡车轮没有刹车装置，车飞快冲下，牛实在是扛不住了，想甩开套住它脖子上的弯头往外逃，但绳子绑的太紧而无法脱身，牛只好用力往上推。就在那瞬间，车的重心已倒向后面，整头牛被高高吊起。我赶紧夺路而逃，牛在空中悬停几秒钟之后和车翻到路边的草丛里，再次上演了我骑单车翻车的惊险一幕，吓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赶紧去看牛是死是活， 一瞅，牛瞪着大眼，吐着满嘴的白色泡沫，我一边大声向同伴们喊“牛还活着！”，一边解开牛脖子上的绳子，用力抬起车架，牛虽然没事，但吓得它朝着回家的方向跑。我们只好把木柴缷下，分两次运回家。有了这次教训，以后一到坡坎岭头，先把牛放出车架，等待后面的同伴们到齐，十几个人以十足的力气拽着绳子往相反的方向拉，一步一步地拉到山坡脚下，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筋疲力尽。后来，还是手工业社“缺口爹”的脑袋好使，他想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好办法：车一到岭头就把牛放出，一个人双手把车架前辕托高，后面一个人踩在事先装在木柴中间的一根长木上，木头跟地面磨擦后就是理想的“刹车皮”，左右再有两个人轻轻地护着木柴，上千斤的一车木柴就这样优哉游哉地走下山脚，既安全又省力气，别有一番奇异的滋味！

　　岁月如梭，弹指一挥四十年，当年的坡坎路旧貌换新颜。尽管岁月带走了这段往事，但却无法带走我对家乡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