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的英语老师常桂花先生，我永远心怀感恩。

　　小时候，我们村里的那所学校，小学、初中是一体的。每逢开学，总有初中的学生，课间时常趴在我们小学部的教室窗外，说一句大家都听不懂的话，搞得我们一脸茫然。后来，有同学说那是英语，是外国人说的话，“趴在窗外说英语的那几个家伙，很可能是在用外国话骂我们！”于是，当有人再趴在窗外“骂人”时，班里的同学，都怒目而视，但又无可奈何：说他们骂人，证据在哪儿？大家谁都听不懂！想揍他们一顿吧，又知道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先看着他们运气，再眼睁睁看着他们“骂”完人后，仰脸看天傲然离去。但，就在那个时候，英语，这种神秘的语言，也早早地埋在我心底。我暗暗发誓：将来等上了初中，拼了老命，也要学好它。

　　终于告别了拖着鼻涕虫背着花书包上小学的年代，可以满怀虔诚地捧读英语了。然而，这种想法，却遭到一瓢冷水的浇泼——我所在的村庄，离县城近百里，每个家庭的父母都是用卖鸡蛋的钱买盐，用卖猪的钱给孩子们交学费，添过年的衣裳。至于多少年后，孩子们能否走出祖祖辈辈生活的偏僻小村，谁都没有多想。换句话说，是没有抱什么希望，包括对老师的教学质量，也没有任何要求。所有的老师，全是村里聘来的本村读过书的乡亲，拿的工资，也是村民们一角两角凑起的钱，这点可怜的薪水，根本不够补贴家用，老师们要想生活，除了教学，还得种田。

　　我的第一任英语老师，也和其他老师一样，总是扛着锄头进校，上完课，就立刻扛着锄头去自家田里锄草。我的英语，自然也杂乱得一如英语老师田里的杂草。前段时间，看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开学第一课”，语言大师许渊冲老人说他开始学英语时，把“W”读成“打泼了油”，并用汉字标注英文单词的读音，我听着听着激动得站起，张开双臂跑到电视机前，妻问我干什么，我说想舔屏。这位可爱可亲的老人，让我想起了当年。

　　初一第二学期，刚一开学，几个精通时事的同学说，乡镇将分配一位叫常桂花的新老师代我们的英语课，她二十多岁，不但长得漂亮，为人善良，课在我们全乡也最棒。听到这个喜讯，我像一株久旱逢甘霖的禾苗，立马对未来充满希望。

　　常老师的第一节课，没有讲我期待的英语学习方法，她只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如果家里有收音机，请每天早上5点准时打开河南电台，跟着台里聘请的两位老师学英语，课的进程，刚好和我们要学的课本完全吻合。又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更幸运的是，当时我家唯一的电器，就是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从此，也就是从常老师上第一节课的第二天开始，每天早上5点整到5点40分，我一刻不离地抱着我的“熊猫”，且一抱，就是六年，直到我去县城上完高中为止。

　　常老师课上得好，她总能把我在听收音机时记不全的内容，及时补上，并鼓励我阅读英文作品，在她的影响带领下，我的英语成绩快速飙进，以至后来在乡镇、市县、全省乃至国家奥林匹克英语竞赛中，都能轻松夺冠。我从老师的眼神里，看到赞许，更拾起了一个农家孩子渴盼的尊严。

　　然而，初中时，我的自制力不强，偏科现象严重，数学尤其不好，最后，看着越来越低的分数，几近绝望。一次考试后，我正在数学老师办公室挨批，常老师走了进来，问的第一句话竟是：“要中的成绩怎么样？”那一刻，我非常惶恐，又非常感动。在此之前，从没有任何老师关注过我其他科的成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数学这个硬骨头。一学期结束，我的数学，也由全班倒数，变为全校第一。

　　几年后，毕业分配，我到了老家乡镇的中学教了两年书，常老师刚好也调到那所学校。两年的时间里，常老师给了我太多的照顾。平时只要做点好吃的，老师和她的家人总是把我叫去，天长日久，我也成了老师的家人。很多时候，我总觉得常老师就像母亲。生活中，生命里，能遇到一位母亲一样的老师，该有多么幸运。

　　多少年过去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常老师，仍辛劳工作在教学第一线，而我，也远离家乡，挈妇将雏，来到千里之外的海南教书。夜深人静，当手捧书本的我，感到疲惫时，耳边总会响起二十多年前常老师的那句话：“要中的成绩怎么样？”于是，在惶恐中，我重新正襟危坐，继续前行，并充满力量。

　　（作者系海南省五指山市五指山中学语文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