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要在，也有七十多岁了。在村里同辈人中，四公算是学历最高的，读过几年小学，没有文凭，文凭就凿在墓碑上，那是他父母亲的墓碑（他父母就合了一个墓碑）。在乡下人眼里，一纸文凭算什么，不就是有四个圆圆的红印戳么。只有这硬碰硬的碑文，往坟前一竖，见得风见得雨，见得天地神明，见得列祖列宗，谁也不好欺心做假，雷公要劈人的。四公排行第四，墓碑上他的名下，就比他三位兄长独独多出七个字来：罗峰高小毕业生。每年清明祭墓，他最认真的是拿了狼毫毛笔蘸红油墨，往碑上填，特别是这七个字，一直要让它们红得亮晃晃地照眼，让人好远地都看得见。罗峰是我们那地方很有名的学校，在男人屁股后还甩着长辫子时就有了。出过好多人才，武的骑过高头大马，穿过马靴，戴过绶带。文的呢，有人写过砖头般厚的几部书，还是四公的同窗，四公因此就有了说话的本钱。说他们一起挖过蚯蚓钓过鱼，在学校附近那块有草有水的地方，他曾一锄头下去，眼花手颤地就在那人头上开了一道长口。“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要不，他能著书么。”说罢笑得脸皮起皱，仿佛那书里就有了他的一份。
因为学历最高，村里人就信了他，有红事白事都要找他的。结婚了，让他写“囍”字，写对联。成亲那天，村里的来喝酒，村外的也来喝酒，有送钱的，有送礼的，人多礼杂，鸡鸭三牲，床单布匹，锅碗瓢勺，收了就得写礼帖，这写礼帖当然也归了四公。于是，一桌、一椅、一管、一砚，大树底下，四公俨然便是一位超凡脱俗的“翰林学士”了。闹哄哄中，忽然有人火爆爆地就叫了一句：“面前坡二骎黑绸布三尺。”话音刚落，墨字已成，四公是一字不差地写在巴掌大的红纸条上了。又有人飞一般地拿去贴在了新房前的客厅上。半天工夫，他就要写一客厅的“礼帖”的。人死了就请他写祭文，不用发表，入殓那天拿来念就是。那人家是哭得有泪无声，四公是读得有声有泪。也没人要听，可有人留心过，说他写的都差不多一样。于是有人就说了笑话：有死错了的人，四公的祭文是决不会写错的。红事喝酒，白事也喝酒，红事得给钱，白事也得给钱，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生生死死，或生或死，于是就断不了四公的生计。
不知怎么的，后来四公却去那水母圣娘庙当了庙祝。
离我们村子不远有一座庙，叫水母圣娘庙，供的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说是早先村里有人出海扳罾，起了半天的网，鱼儿没见一条，网里却总搁着人般粗高的一段木头。那人汗毛就竖了，怵怵地把那木头扛上了岸，戳在地上扑地倒身便拜，指天誓地地说保他网网有鱼，便建庙立像，供它一世香火。那木头果真就显了灵。村人就请木匠将木头雕成塑像，供奉起来。可为什么是个女的，众说纷纭，也没人讲清楚过。
四公当庙祝，也是与文字打交道，写匾、写诗、写对。写大字，也写小字，什么“有求必应”呀，“明镜高悬”呀，然后写某某沐恩信民敬赠，然后写牛年狗月马日，反正这些他熟。但最多的还是和来求签的人解签诗。庙里水母圣娘塑像前是供桌，桌上有烟火缭绕，有猪头三牲，有饭团饼干，也有垒得像塔似的红馒头。供桌下铺一“蒲团”。“蒲团”是用稻草编的都被膝盖磨得起了一层油。“蒲团”上总不断有人来问生问死，问生也罢，问死也罢，问完便摇签筒，竹签就在筒里，左摇右摇，那竹签就跳出来了。于是按签索诗，签是编了号的，诗是用黄色草纸印好的，都作七字四句，也都编了号的。说来也怪，这诗虽写得莫名其妙，却是猪病鸡瘟狗死人发癫，升官发财生儿育女牛耕田，什么都对得上的。相传诗是水母圣娘写的，但话却是四公说的，或生或死全在他那三寸舌上。乡下人不识字，到得庙里，看四公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了，听他解签诗，没有人不是鸡啄米般地点头。也是时运不济，忽然有一天，就有人敢说了四公的不是来。就是签诗上的那句：“两人对酌好商量。”四公说了：“两人相对着斟酌，就好商量了。”话刚说完，身后就响起了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那是相对喝酒呢。”待抬头转身，见庙门外只有一个不紧不慢的背影了。四公登时两只耳根就似遭了火烫一般，后来一打听，知道是来走亲戚的城里人，闲着没事，那天到庙里看热闹的。这事就成了村人闲谈的佐料，但说过就笑，笑完就了，也没人下力气去论证谁是谁非。
四公的倒霉，不出在那句签诗，却出在水母圣娘身上。
不知什么时候的规矩，也不知要隔多少年月，水母圣娘便要“出巡”一次的。水母圣娘的出巡，是我们乡里的盛典。那女子坐的是八乘大轿，前面有鸣锣的，一呼吹吹打打、颤颤悠悠的要过九九八十一村，要走三三九天九夜。每到一个村口，远远的就有许多人鱼贯着跪伏在路上，轿子就从他们的头上跨过。圣恩浩荡，沐浴万民，说是从此可以消灾弭祸了。那架势，那气魄，想当年皇帝出巡，也不过如此罢。出巡完毕，回来就是，却偏偏要过“火山”，说是烈火炼真身，水母圣娘淬过火，仙爵是要晋升一级的。
过“火山”是在晚上，早早，就有人用海棠树头烧的炭，在庙前的坡地上铺了一条十多米长、三四米宽的路，算是“火山”，海棠木烧的炭热火，那风一阵阵地吹，那火是一闪一闪地亮，就像一段舞着的红绸布，把那炙人的热浪抖出好远好远。热也不怕，大家仍挤挤拱拱地争着往前靠，有人手里都拿着畚箕，单等过完“火山”，就要抢了炭火回去，说是放在家里，做什么都有用。水母圣娘不能自己走，得有人抬，既是神仙，也得有天兵天将、金童玉女陪着，有些许人就把脸画得鬼红鬼绿光膀赤足，腰间扎一圈红布，头上也扎一圈红布，就顶了天兵天将、金童玉女了。有肉身凡胎者，也要跟着“淬火”，以为有水母圣娘显灵，过火山便如履平地，烫不着的。因为四公是庙祝，懂得解签诗，水母圣娘说的他当然知道，于是，大家就推他当“道公”。所谓“道公”，占卜问卦，逢场作法者也。按规矩，这“道公”要带头过“火山”。四公那天是头戴红毡帽，身披红道袍，也赤着足，人前人后，是出足了风头了。
卦是问了，签是求了，“火山”终于是过来了，但人人是脚板被烫得过痛不敢沾地，有的立时就起了亮晃晃的大水泡。村后有三口大尿缸，知道人尿可以去火，有人就让家人抬了去，把脚硬往尿缸里按。大家都骂四公做的“道公”心不诚，心不诚则神不灵，水母圣娘是发怒了。四公也气得嗷嗷叫，他是斋戒了七天，怎么就心不诚了，水母圣娘也给了签诗说可以过的，怎么就神不灵了。四公那脚板烫得也不轻，直直地在家里躺了七天七夜。大家最后都原谅了四公，是他自己觉得没趣，就再也不当那庙祝了。
这些，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那年寒假，我回老家，见着四公时，却是一位干干瘦瘦的驼背老头，他早已赋闲在家，偶尔帮人写些信，报酬是不计较的。逢年过节也写些对联，让家人拿去集市上卖。村里贴的对联，也数他的有些意思，都是他自己写的，我记得有一对写的是：“丰年月下三杯酒，盛世山中一首诗。”我们那里没山，他那时的生活也过得拮据，是故作豪语罢了。后来他病了好久，家里人都很为他担心，他却毫不在意。临死前，他忽然精神非常好，忙叫儿子拿来文房四宝，要写遗嘱，写完一看，却是一副对联：“这番与世长辞，穷鬼病魔无须追踪来泉下；此日乘风归去，春风秋月只当漂泊在异乡。”不知是他的创作否，如是，真可当得上惊世骇俗的呢。
（选自《海南岛：阳光与水的叙事》。黄宏地，海南本土知名作家，著有散文集《菩提本无树》《我梦中的天涯》等。曾获《萌芽》文学创作奖、海南省首届文学创作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