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来森

　　一个文化人，特别是一位知名学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通常，应该是言不妄发，沉稳内敛，如此，方能体现出学者之风度。但情况总有例外，金克木先生就是个例外。

　　金先生被誉为“燕园四老”之一（另为季羡林、张中行、邓光铭），博学多识，腹笥丰盈，著作等身，学问极大。但他却也极是善谈，似乎从年轻时就是如此，到老，则“健谈”依旧。

　　金先生晚年著有《珞珈山上四人行》一文，回忆早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与唐长孺、周煦良、程千帆三人，绕珞珈山散步阔谈的情景：“假如有人稍稍注意听一下这四位教师模样不过三十五岁上下的人谈话，也许会觉得奇怪。他们谈的不着边际，纵横跳跃，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 《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做伴侣，有时庄严郑重，有时嬉笑诙谐。偶然一个人触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七字诗，便一人一句联下去，不过片刻竟出来一首七绝打油诗，全都呵呵大笑。”此情此景，历历如在目前。想来，那里面定然少不了金先生的高谈阔论，朗笑之声。

　　晚年的金先生，“健谈”之性，不逊于昔。《读书》杂志的编辑赵丽雅，经常去金先生那儿组稿，每次去，必得谈上两三个小时，而且大多是组稿之外的话。赵丽雅记述与金先生的一次电话通话，说：“老先生真是健谈，在电话里好像都关不住闸，他说，他曾经有一次同友人一起聊了二十个小时，不吃不睡。”关于金先生的健谈，《读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有一句更精彩的记叙，说：“从金府辞出，老人送到门口，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

　　金先生都谈些什么呢？

　　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学问。先生之学识，汪洋似海，每每触及一个话题，就拓展开来，旁征博引，滔滔如大河，一泻而不可止。谈的另一部分，似乎多是学人掌故，或者对某些学人的臧否。这一部分，最是可喜，也最能彰显先生的真性情。

　　有一次，在酒席间众人谈起《回忆吴宓》一书，赞誉不绝。独金先生“摇首频频，一副不屑的神情，说，这都是某某在鼓捣，瞎闹！”细问，却又不说，只是连续作了几个反问：“为什么吴要离开联大？为什么后来不回清华？为什么在武大待不下去？为什么钱钟书不写文章？为什么赵萝蕤不写文章？”金先生是了解吴宓的。因为，金先生从印度回国，介绍他去武汉大学教书的，就是吴宓；此后，又曾同在北大教书。先生特立有独见，不做随声附和之人。

　　先生可爱之处，还在于健谈中，每每露一份“赤子之情”。一般学人，大概很少向人叙谈自己的初恋，而金先生，却常常向人谈及自己的初恋情人，以及后来鱼雁往来的友谊。张中行对金先生有一段评价：“我觉得一个人肚子里有十分，说出八分就行了，像周二先生，就像是一个饱学之人，偶尔向外露那么一点。可金先生正好相反，是肚子里有十分，却要说出十二分。”褒矣，贬矣？自可玩味。

　　对于金先生的健谈，有人对他说：“你一离开这儿，让人觉得北京好像少了半个城。”玩笑之语，倒是隽永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