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载明

　　1985年，开始流行西装。从武汉到岳阳，穿西装的人越来越多。走在路上，越来越容易遇到穿西装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因为那年春天，我收到了哥哥从武汉给我寄来的一套西装。

　　那时，我在老家的一所小学教书，那是我从教的第二年。哥哥寄来的那套灰色西装，我穿上很合身，配上第一年教书时哥哥给我买的皮鞋，我随时都可以“西装革履”了。那时，我哥大学毕业了，有了工资，为我慷慨解囊，满足了我对“西装革履”的向往。

　　西装好穿，领带难打。当年没有视频，学一门技术得费一番周折。随着西装的流行，打领带的知识也开始普及。基本都是在报纸或杂志的角落，画着示意图，让人照着示意图练习系领带。我经过上下求索，很快从各种渠道学到了3种领带的打法。

　　那时西装刚开始兴起，村里人看到脖子上系领带的人，会嘲笑，说那样子像吊颈绳。

　　我特别爱惜那套西服，总是尽量让它保持笔挺，平时坐在椅子上，我都不敢靠椅背太紧，生怕压出皱褶，影响美观。在自己房间里时，我会随时脱下西装，挂在椅背上，让它自然垂放。

　　春天渐渐向夏天过渡，正是穿西服的好季节。西服穿在身上，人倍有精神。我初次穿着西服走进教室时，被同学们盯着，感觉那叫一个好。当然，新鲜劲过后，并不是每节课都穿着西服。只有心情好或出席比较重要的场合时，才会穿起西服，系上领带。最拉风的是周末骑自行车回家，15里的路程，总有人向穿着西服的我行注目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村里最靓的仔。

　　随着天气进入夏天，穿西装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在还能穿得住西装的时候，我曾找过一个学生，他的父亲是村里的裁缝，我想让这位裁缝家长帮忙熨一下我的西装。这样的事情，学生是不会拒绝的。而西服每次回到我手中时，又像新的一样笔挺了。

　　那时，我喜欢的女孩在岳阳。我曾穿着西服到岳阳去看过她。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感觉自己并不比城里人逊色。

　　那年，我穿着西装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不久，照相馆将我穿西装的照片放大，挂在他们的橱窗里展示，以此招揽顾客。那时照片能在照相馆展出，是一种荣耀。因而，直到我来海南前，那张照片都一直在照相馆里挂着。

　　1992年，我的老板把我从海口派到上海。记得那天是3月25日，我随总公司的副总一起坐飞机到上海。坐飞机，到上海，于我都是平生第一次。我在上海的任务，是参照一种植物的样本，到浙江沿海的岛屿上寻找同类植物。这植物叫柃木，是一种常绿灌木。

　　为找柃木，我当年到过浙江沿海的很多岛屿，足迹遍布温岭、玉环、椒江、黄岩、宁波、象山、石浦、岱山、大巨、嵊泗、嵊山、洋山等地。

　　在岛上找到柃木后，我会回到上海向公司汇报，然后休整几天，逛逛上海。

　　我问同事上海哪家照相馆有名，他们就介绍南京路的王开照相馆，说王开是当年影星胡蝶、周璇等人的“御用”照相馆。于是，我去王开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那年生日，我想买一套西装。我问上海的同事，上海哪家西装好？有人说南京路上的“罗蒙”西装好，又有人说“培罗蒙”更好。我问其故，答曰：“罗蒙”好是好，但“罗蒙”是“培罗蒙”培养起来的。“培罗蒙”是“罗蒙”的师傅，师傅肯定更厉害。我便决定到“培罗蒙”去买一套西装。

　　南京路上的“罗蒙”和“培罗蒙”我路过很多次，也进去看过，但当我要在那里挑一套西装时，却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一直下不了手。最后是我在上海的同事帮了我，他陪我去挑选了一套双排扣的藏青暗纹的西装，花了我当时整整1个月的工资。

　　深秋的上海，午后的阳光很好，我穿着新西装，和同事们漫步在华山路的梧桐树下，流连于兴国宾馆的别墅区……按上海人的说法，那感觉不要太好了。

　　因为怕冷和喜欢海南，当年我以自己找柃木的任务已完成为由，申请返回海南。老板问我离开上海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离开上海前想和“老娘”合一张影。“老娘”是我们平时对老板的母亲——一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的称呼。

　　合影那天晚上，同事们为我饯行，结束后去“老娘”位于华山路的小白楼时，化完妆的“老娘”已候我多时。我一到马上拍照，按快门拍照的是老板的妹妹。当然，和大明星合影时，我穿的是在上海南京东路培罗蒙买的那套西装。

　　1992年，除了坐飞机，到上海，我经历了人生很多第一次。那年我在舟山探索柃木时，认识了一位广播员。1997年，我和这位广播员的爱情成熟，准备结婚了，我们决定于当年的3月9日在她老家办理婚事。西装是男人结婚的标配，我肯定要买一套西装结婚。于是，我们再次来到上海，还是去南京东路，还是在“培罗蒙”西装店，我买了一套灰色西装。

　　1997年3月9日，穿着新西装，我做了新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