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亭亭

　　日前，电视剧《大奉打更人》迎来大结局。剧中，打更人的官职为铜锣、银锣等，所以男主角许七安又被人称为许铜锣。铜锣不仅是其官职，也是其最有标志性的物品。

　　从考古发现来看，铜锣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并沿用至今。海南省内文博单位馆藏文物中就有不少铜锣，其中的蛙锣从已有考古发现来看仅见于海南，是与海南当地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物品。

　　蛙锣：

　　既是民间乐器，

　　又是传信工具和财富象征

　　海南省内文博单位馆藏铜锣有100余面，民间收藏的铜锣数量更多。常见的铜锣有蛙锣、双环铜锣、脐锣和素面锣等。其中，蛙锣锣身整体呈弧面圆盖状，因其系部（通常指用于穿绳系带的部位）有蛙形装饰而得名；双环铜锣形制与蛙锣相近，上部附有双绳索系或圆环，作为系绳悬吊之用，但系部未见青蛙装饰；脐锣因锣面中心有鼓出的圆脐而得名；素面锣是我国较为常见的铜锣样式，尤其是素面弧面锣一直沿用至近现代，如今在国内不少地方的丧礼等活动中仍在使用。

　　在海南省内文博单位馆藏铜锣中，以蛙锣数量最多，也最具有海南特色。在海南古代社会生活中，蛙锣既是民间乐器，又是传信工具和财富象征。在水利条件并不发达的古代，自然变化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巨大。两广和海南地区多为亚热带和热带季风气候，经常出现台风等极端天气。蛙作为很常见的两栖动物，雨季来临时对雷雨的反应极为灵敏，因而被古人视为气候的先知。人们制作饰有蛙形装饰的铜锣为乐器，可能也是渴望获得青蛙预知雷雨的能力，通过敲击蛙锣祈求风调雨顺，保佑民生。

　　光绪《崖州志》记载：“最贵蛤锣，豪强之家有以十数牛易一锣者。”文中所说的“蛤锣”即蛙锣，被黎族同胞视为珍宝，是黎峒内权力、财富和威望的象征，被称为“宝锣”。在海南岛内，收藏蛙锣较多的是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和白沙、保亭、昌江、琼中等地的博物馆。

　　据黎族学者讲述，由于蛙锣的珍贵性，一般由黎族家族中的长者（掌锣者）保存。长者常把蛙锣放入洞穴或埋在地下等隐蔽地点，一般遇到重要场合才会取出使用。有些掌锣者突然过世后，由于蛙锣的埋藏地点不为别人所知，无法再在家族中传承。不少后来出土的蛙锣，就是掌锣者逝世后遗失的。

　　明正德《琼台志》记载：“黎金……黎人击之以为号”。《南越笔记》记载：“古时蛮部……贫者鸣铛，以为聚会之乐。”以上文字记录了铜锣作为传信工具和民间乐器之用。海南常见的古代乐器还有铜鼓和铜钟等。相较于这两种乐器，铜锣有明显的优点，除了声音低沉洪亮、穿透力强、余音悠长持久外，其作为传信工具和乐器，比铜鼓和铜钟都更方便携带。从海南省内文博单位馆藏铜乐器的数量来看，铜鼓和铜钟均为10余件，铜锣数量则有100余面，明显在海南百姓的生活中使用更为普遍。

　　多样纹饰寓意丰富

　　蛙锣的系部除了饰有蛙形装饰外，有些还饰有圆珠等。这些圆珠常被黎族同胞叫作水虫。从形态来看，圆珠有大有小，有的圆珠卧于圆托之上，有的背后有“V”字形双尾托。蛙锣以蛙为饰，可能有丰富的象征意义。除了被古人视为季节和水旱的先知外，蛙产卵量很大，符合人们渴望多子多福的心理。

　　此外，青蛙作为蛙锣装饰物，可能与蒲牢作为铜钟钮有异曲同工之妙。传说蒲牢为龙生九子之一，平生最惧鲸鱼，遇到鲸鱼袭击就大叫不止。古人铸钟求其声大洪亮，因而将蒲牢安置在钟的顶端，并将击钟所用的长木雕刻成鲸鱼的形状，以其撞钟，希望达到蒲牢遇鲸大鸣的效果。

　　同为金属乐器，且是古代重要的传信工具，蛙锣上的青蛙可能也与铜钟上的蒲牢一般，人们希望敲锣的声音犹如蛙鸣般响亮。青蛙在稻田中为人类捕虫除害，确保粮食丰收。从这个层面来说，蛙饰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除了立体的蛙塑外，有些铜锣还饰以精美的回纹和连钱纹。铜锣上的回纹，循环往复沿锣面围成一圈，相较于素面铜锣更显规整与精美。连钱纹，因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铜钱形状而得名，除了装饰之用，还包含明显的吉祥寓意。

　　部分脐锣的锣面上，还有直接刮出来的五角星和同心圆纹饰，是人们铸好铜锣后手工刮制而成的，属于比较原始的纹饰制作方法。20世纪50年代，中南民族学院黎族社会调查组在乐东头塘村发现了一面面径达40.7厘米的巨型铜锣，锣面铸有阳纹双龙抢珠图及八卦纹饰。

　　“富者鸣铜鼓，贫者鸣铛，以为聚会之乐”

　　明正德《琼台志》记载：“黎金：似铜鼓而扁小，上三耳，中微具脐。黎人击以为号。”这里所说的黎族铜锣，应该就是三系蛙锣。这也说明至少在明正德年间，海南岛上的黎族百姓已经开始使用三系蛙锣。除了有三个系部的蛙锣外，三亚市博物馆还藏有一面八蛙铜锣。这面铜锣中的青蛙形象，较之常见的三蛙锣更为具象，尤其是蛙足位置可见明显的蹼趾。从其整体保存状况来看，可能是民国时期文物。

　　1975年，在琼中乌石农场发现的一座瓮棺墓中，出土了一面蛙锣。该墓葬可能是一座东汉初墓葬，这说明蛙锣的年代有可能早至东汉。《南越笔记》记载：“古时蛮部多以铜为兵，以铜为器，富者鸣铜鼓，贫者鸣铛，以为聚会之乐。”“铛”指的就是蛙锣。从文献中可以推测铜鼓和铜锣（铛）曾同时出现，只是使用者身份有所差异。在海南发现的铜鼓大多为汉代文物，这也为蛙锣的年代有可能早至汉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除了蛙锣外，有些素面弧壁铜锣的年代是可以确定的。此类铜锣有些出水于海南文昌宝陵港沉船遗址，与铜锣一起出水的还有永历通宝钱币。永历通宝钱币是南明桂王政权铸币，故而沉船的年代被定为明末清初，铜锣的年代也大体可推测到这一时期。文昌宝陵港沉船所载货物为民间生活用具及装饰品，这些货物主要是由两广一带加工制作后贩运至海南岛的，应是海南岛居民所需生活用品。

　　此外，还有一面铜锣背部书写以下文字：“没收根导大队什调生产队地主黄大带的锣，解放前他占有十二面锣。”可以推测这面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甚至更早时期制作而成的。

　　目前，关于海南岛的早期文字资料较为匮乏，铜锣尤其是蛙锣等器物的发现和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社会历史材料的缺环，是海南地区古代音乐文化的物证之一。海南岛上，除了海南省内文博单位馆藏的少量铜锣外，大量铜锣流落民间。加强对此类文物的重视、保护和研究工作，对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传统民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