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波
近日公布的2024年中国六大考古发现中，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14个从南宋晚期到近代的遗址点进行发掘的收获，体现出了景德镇的瓷器销往国内各地甚至是海外的史实，揭示了外销瓷背后复杂的文化交流故事。
在南海的碧波之下，沉睡着无数宝贵的瓷珍宝藏，它们如同文明的密码，深邃而神秘，记录着宋元明三代中国外销瓷的辉煌史诗。从泉州港的万国商船到里斯本的皇室橱窗，这些精美的瓷器跨越重洋，构建起古代世界最长的贸易链，不仅为东西方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更在东西方文明之间编织出璀璨的文明网络。
当龙泉青瓷与波斯钴料在南海相遇，两者在碰撞中交融，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瓷器艺术品。当景德镇窑火照亮马六甲海峡，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不仅照亮了夜空，更照亮了古代文明交流的道路。在这一部跨越千年的文明交响乐中，陶瓷造型纹饰蕴含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和深刻的寓意。它们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友好交往，也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辉煌与灿烂。
宋
陶瓷之路的乘风起航
北宋元丰年间，政府设立市舶司制度，标志着瓷器贸易正式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在1973年—1974年考古发掘的泉州后渚港南宋沉船残骸遗址中，2.3万件外销瓷器被分装在78个竹篾舱位，精确对应了宋代《诸蕃志》记载的“分占贮货”的贸易模式。
宋代龙泉窑工匠们首创厚釉技术和支钉烧造法，使青瓷成品率提升至70%，窑口产量突破万件。景德镇窑工在青白瓷烧造中创造的“二元配方”，将高岭土引入瓷胎，使瓷器透光度达到75%以上，这种“饶玉”般的质感令伊斯兰世界倾倒，波斯诗人萨迪在《蔷薇园》中赞叹：“来自中国的瓷器，比少女的肌肤更温润。”
福建德化窑创烧的“马可波罗罐”，通过双层釉料技术实现釉下浮雕般的效果，威尼斯商人的账簿中记录着中国瓷器“每件价值三个银币”，可见宋代外销瓷在海外市场的珍贵程度。
近年来，南海西沙华光礁沉船发现的十万件南宋瓷器，包含了专为东南亚市场设计的瓜棱罐、为阿拉伯商人烧制的仿金属器瓷盘，体现出当时惊人的瓷器定制化生产能力。
器物为南宋时期（1127年—1279年）妆奁用具，出水于“华光礁I号”南宋沉船遗址，现藏于海南省博物馆。其器型精巧，胎质洁白细腻，釉色莹润如玉，青白相间，呈现出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的典型特征，粉盒通体施青白釉，釉面光洁透亮，盖面以模印技法饰菊瓣纹，线条流畅细腻，花瓣层叠舒展，兼具写实与装饰之美，盒身与盒盖以子母口扣合，设计考究，盖沿与盒身外壁均作菊瓣棱状起伏，呼应主题纹饰，整体造型典雅秀丽，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此粉盒为宋代女性盛放脂粉、香料的日常用品，其青白釉色仿玉质感，契合宋代文人“尚玉”的审美追求，菊瓣纹则象征高洁清雅，体现了宋代社会对生活美学的重视，作为华光礁沉船出水文物，它不仅是南宋海外贸易的实证，更反映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及福建、景德镇等地瓷器外销的盛况。
器物呈盘口、直颈、圆肩、鼓腹略成瓜棱状，平底，曲柄宽扁，细长流（壶嘴），整体造型简洁流畅，其胎质洁白细腻，施青白釉，釉色莹润如玉，白中泛青，体现了宋代景德镇窑的高超制瓷技艺，肩部与腹部以数道凸弦纹为饰，线条工整素雅，既强化了器物的立体感，又凸显了釉色的纯净温润。此执壶为南海“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出水文物，现藏海南省博物馆。它见证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贸易，因其长期沉没于海底，壶口与流部因海水冲刷和珊瑚附着形成独特的胶结物，表面附着些许珊瑚与沉积物，成为自然与历史交融的印记，其简约的弦纹装饰受唐代波斯金银器风格影响，反映了宋代瓷器对异域文化的吸收与转化，此执壶不仅是宋代青白瓷工艺的缩影，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瓷器外销的重要实证。
元
青花艺术的文明共创
至元十五年（1278年），浮梁瓷局的设立开启了元代官窑外销瓷制度。景德镇匠人将波斯钴料的发色特性与中国水墨技法相结合，创烧出青花分水皴染技法。
菲律宾吕宋岛发掘的元青花八棱执壶，器身的八个开光装饰分别描绘了阿拉伯几何纹与中国云雷纹，其钴料经检测含有0.3%的锰元素，证实来自波斯卡尚矿区，这类跨越文明的物质转换，使青花瓷成为蒙元世界体系的关键纽带，它的独特魅力跨越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龙泉窑在元代迎来技术突破，其烧造的粉青厚釉瓷器釉层厚度达1.2毫米，釉面玻化程度超过90%，龙泉窑工匠们也升级了龙窑结构，将窑室坡度增至23度，窑室烧成温度提升至1310℃。
菲律宾圣安娜遗址出土的双鱼洗残件，釉色呈现从梅子青到粉青的渐变效果，印证了《龙泉瓷工书》中“三昼夜火候渐变”的记载。这种技术突破使双鱼洗成为海上贸易的“硬通货”。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发掘的龙泉窑双鱼洗与波斯银币，爪哇满者伯夷王宫遗址出土的双鱼洗器底还保留着朱书阿拉伯数字“5”，专家推测可能为计价符号。双鱼洗的文化基因中镌刻着跨文明的对话密码：其外壁的仰莲纹源自宋元佛教艺术，内壁跃动的双鱼隐喻了伊斯兰教经典中“生命之水”的象征。这种巧妙的纹饰融合，使其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港与爪哇的满剌加市场同样畅销。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1327件龙泉瓷器中，龙泉窑双鱼洗占比达到15%，其浑圆的造型和12厘米的规整高度，恰好适应海船底舱的层叠捆扎。当双鱼洗的釉光映照在从泉州到忽鲁谟斯的海路上，它们不仅是贸易往来的见证，更是欧亚文明在海洋上共同书写的壮丽史诗。
器物敞口折沿，浅弧腹，圈足规整，胎体坚实呈灰白色，通体施粉青釉，釉层肥厚莹润，呈现龙泉窑特有的“梅子青”玉质感，洗身采用模印贴花技法，内底双鱼浮雕立体生动，首尾追逐呈太极式构图；外壁刻画仰莲瓣纹，瓣脊凸起如浮雕，每瓣间留白形成浅沟，展现元代莲瓣纹的典型特征。双鱼纹样象征“富贵有余”“阴阳调和”，莲瓣纹蕴含着佛教净土的宗教寓意，反映出元代多元文化交融，该器型源自汉代铜洗，经龙泉窑改良为文房雅器，兼具实用与陈设功能。器物出水于西沙群岛海域，现藏于海南省博物馆，它佐证了元代龙泉窑瓷器经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重要史实，其釉色纯净、纹饰精美，代表了元代龙泉窑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
明
海洋帝国的瓷艺巅峰
明代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船队携带40万件瓷器首航西洋，其中包含专为暹罗定制的军持、为天方使团烧制的阿文瓷盘等器物。南京宝船厂遗址出土的明代瓷片中，检测出含有非洲钴料的青花瓷标本，印证了明代海外闻见录《瀛涯胜览》中“往忽鲁谟斯采买回青”的记载。明代景德镇御器厂创造的“火照”测温技术，将窑温控制精度提升至±10℃，使永宣青花达到“苏麻离青”的最佳发色效果。
万历年间，葡萄牙商船年运瓷器数量达到30万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10年的订单中明确要求“克拉克瓷需有开光图案”。景德镇匠人为此创造性地使用陶模印花技术，使纹饰复制效率提升20倍。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宫收藏的“明代青花双雀图瓷盘”，边缘36个开光内填绘欧洲纹章纹饰，证明中国工匠们已经掌握了西洋透视画法，这种技术革新使景德镇瓷业从业者突破了10万人，瓷器年产量达到了3600万件。
器物出水自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瓷器外销的重要实证，其器型规整，唇口短颈，丰肩渐收，平砂底，胎质洁白细腻，采用景德镇高岭土烧制，釉质肥厚莹润，局部可见缩釉现象，符合明代空白期至嘉靖时期的工艺特征。此罐以青花人物故事纹为主题装饰，采用双线勾勒技法绘制纹饰轮廓，并辅以小笔点触与一笔挥洒相结合的笔法，人物形象生动，衣纹流畅飘逸，兼具元代遗风与明代绘画的细腻。腹部主纹饰为双典故场景，可能融合历史故事或戏曲题材，人物布局疏密有致，背景点缀山石、草木等细节，画面叙事性强，展现了明代青花瓷绘画的高超技艺。釉下青花料以平等青为主，发色淡雅清丽，墨分五色，层次分明，水墨韵味浓厚。此罐作为南海沉船考古的出水文物，不仅印证了明代中晚期景德镇窑青花瓷的对外贸易盛况，其纹饰题材与工艺特征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艺术审美的交融与创新。它的发现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瓷器贸易路线、明代青花工艺演变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器物为海南省博物馆“譬若天工——中国古代文物中的科技奥秘”展览中的一件外销瓷展品，收藏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该盘为明代民间窑口外销瓷的杰出代表。盘口沿精心绘制了一周红彩篱格纹，内壁则巧妙间隔分布了五组红彩卷枝花纹与五组绿彩浪花鲤鱼跳跃图案，寓意深远，生动活泼。盘心之处，以红彩描绘出一对圆圈，内环嵌有“天下一”三字，彰显中国罗经天下无双之地位。盘心外围，则布局了罗经文，共计二十五个字，融合了天干、地支与八卦的智慧，体现了古人对天象的深刻洞察。此盘不仅展示了明代航海罗盘的大致轮廓，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见证了明代我国瓷器外销的繁荣景象，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
从宋代陶瓷之路的乘风启航到明代青花帝国的瓷艺巅峰，南海丝路上的中国外销瓷完成了从商品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它们不仅见证了中国制瓷技术的五次革命性突破，更在伊斯兰金银器造型、欧洲巴洛克艺术、东南亚原始信仰之间建立起美学对话，当大航海时代的欧洲贵族用中国瓷器装饰宫殿时，他们触摸的不仅是东方文明的质感，更是一个全球化的雏形样本——在这个由瓷器构建的世界文明共同体中，南海的浪花永远闪耀着文明交流的光芒，见证了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
（作者系海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