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多 蓝碧茹

　　【编者按】

　　集万卷于一册，缩一年为一瞬。被许多人喻为“年度总结”的年鉴，就像观照自身的镜子一样，提醒人们鉴往知来，向史而新，因而有“非有年鉴，无以资逐年之比较”之说。

　　最早的年鉴起源于哪里？中国最早的年鉴是什么书籍？海南最早的年鉴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年鉴又有什么具体的作用？让我们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了解作为小众读物——年鉴——的文献价值。

　　当人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刻下第一个楔形文字、在殷商甲骨上写下第一段卜辞、在青铜鼎上铸造第一篇铭文时，记录与传承的基因便深深根植于人类的文明血脉之中。年鉴作为系统记录社会发展的载体，恰似浩瀚历史中的一颗独特星辰，年复一年，汇聚重要信息，留下解读时代的密钥。

　　“鉴”本为青铜器的一种，初为盛水或冰之用。《周礼·天官·凌人》载“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这里的青铜冰鉴就是世界上最早冰箱。因水面可映照人像，“鉴”逐渐引申为“镜”。《广雅·释器》中载：“鉴，谓之镜也。”进而又衍生出“审察”“反思”之意。唐太宗“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之名言，更将“鉴”上升为历史观照。年鉴之“鉴”，正是对这一文化意涵的承续。

　　世界年鉴

　　从古历书到百科全书

　　年鉴在西方有很多种称谓，《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举了三种：Almanac、Yearbook、Annual。Almanac一词源于中世纪的阿拉伯语al-manakh，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天气”，在英语中延伸为日历、历书的含义，最初主要用于记载日历、天文、节气、宗教节日等，供农民使用，后来也逐渐开始为航海业服务。Yearbook通常围绕某一领域或专题组织内容，逐年更新。Annual则以综合性内容为主，一般包含相当部分的回溯性基本资料，可不作逐年更新。在西方图书分类中，三者和大百科全书、词典等被列为一类，算作工具书，虽编纂方式各有侧重，但区分并不严格，称谓时有混用。

　　从词源上不难看出，年鉴的产生与古历书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古巴比伦时期的《农人历书》（The Farmer's Instructions）诞生于公元前17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部以苏美尔语书刻于楔形文字泥板上的农业指南共109行，记录了两河流域的农事安排、季节规律和农业技术，是目前所知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农人历书，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我国商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刻有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以及它们与生产实践、出兵、祭日关系的文字，主要记载商朝晚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00年）至商纣王灭亡（公元前1046年）之间的历史，这说明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已经存在原始的百科全书式的记事载体。

　　至中世纪，原始宗教文化与古代农业文明得到发展，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古历书逐渐演化出年鉴功能。1474年，德国天文学家雷乔蒙塔努斯（1436年—1476）出版的天文年鉴Ephemerides，提供了详细的日、月、行星位置表和日月食预测数据，为航海家提供了可靠的星历参考。随着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化，信息成为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信息载体的年鉴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种类越来越丰繁，分类越来越细密，功能越来越多样，远远超出天文、气候和一般的生产、生活知识的范畴，逐步成为记录地方政府、专业学科的年度进展的资料性出版物，成为社会发展的“年度百科全书”。1732年，由美国文学家B·富兰克林主编的《穷理查年鉴》以格言警句风靡欧美，至今拥有大量读者。创办于1792年的《老农夫年鉴》则以趣味内容延续出版至今。

　　中国年鉴

　　西学东渐与本土探索

　　中国古代虽有编年体史书（如《春秋》）与历书，《宋史·艺文志》也著录《年鉴》一卷，但原书早佚。不过这些与现代年鉴相比，在内容和编撰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现代年鉴体系实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学界普遍认为，1864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署下属的统计科主办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为中国首部年鉴，至今仍是中国出版历史最长的年鉴（1948年停办）。

　　1909年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则是首部以“年鉴”命名的中文译作。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世界年鉴》，是公认的最早由中国人自行编辑出版的年鉴。

　　近年争议聚焦于《明四代年鉴》（1851年抄本），该书若被证实为连续出版的年度记录，或将改写中国年鉴史。然其体例与内容尚待学界考证，目前仍以《海关中外贸易年刊》为公认起点。

　　20世纪30年代，中国迎来首轮“年鉴热”。《申报年鉴·序》中说：“年鉴占世界各国出版界之重要位置。自世界文明日进而后，事志之变化日繁，一切政教工商经济社会种种事业之进展，亦一日千里。非有年鉴，无以资逐年之比较；亦非有年鉴，无以供平常日用之参考。故年鉴为各界人士所必需，已甚明显”。（张蕴和：《申报年鉴·第一卷序》，申报年鉴社，1933年）足见年鉴之重要地位。

　　海南年鉴

　　从特区记录到“时代备忘录”

　　年鉴从西方传入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海南编纂年鉴始于建省之后。

　　1988年4月，海南建省并设立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这一重大决策催生了系统性记录海南发展的需求。1989年，《海南特区经济年鉴》应运而生，以“特区”命名凸显其服务改革开放的使命。1990年更名为《海南年鉴》，标志着编纂定位从单一经济领域向综合省情记录的转型。1993年至1999年采用分册集成出版模式，精准对接细分领域需求；2000年后回归综合本，强化全域统筹视角。

　　海南年鉴的发展历程，既是地方志编纂的缩影，更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南从边陲海岛蜕变为自贸港的生动注脚，其编纂体系、内容聚焦与技术革新，始终与海南的战略定位同频共振，成为解码“海南速度”的重要文献载体。

　　海南省内除《海南年鉴》外，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综合年鉴经同级人民政府或其指定部门批准后，可以公开出版。此外，《海南统计年鉴》也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年鉴，系统收录了海南省辖区内19个市县上一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统计数据及主要历史年份统计数据，是了解海南发展全貌的重要工具。高校年鉴有《海南大学年鉴》《海南热带海洋大学年鉴》等，专业年鉴有《海南农业年鉴》《海南邮轮游艇年鉴》等。

　　2024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由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谭新红、王睿主编的《东坡文化年鉴（2022—2024）》，该书汇辑了2022年—2023年与东坡文化相关的重要事件、研究情况、文献资料和成果目录，包括大事记、研究综述、论文摘要、新著选评、国内外苏轼研究论著索引等，为东坡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提供了完整、丰富、准确的东坡文化资讯，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中深入保护、研究和利用东坡文化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

　　这些年鉴与海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现实联系最紧密，是高密度、高容量、高效能的知识信息纬线。它们与时间的经线交织、卷连，形成了对海南各行各业系统完整的阐述，宛如一部部生动的画卷，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

　　从青铜冰鉴到数字年鉴，从泥板刻写到云端存储，形式虽变，内核如一。年鉴不仅是历史的镜像，更是未来的路标。在海南自贸港的浪潮中，年鉴将继续以缜密的笔触，书写时代，启迪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