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彬睿 李小山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前，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是中国式数智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应依托“五向图强”，加快落实“人工智能+”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样板。

　　把握深度融合的理论逻辑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轮驱动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正以颠覆性技术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创新链，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技术，其本质是通过算法、算力和数据的集成创新，推动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选择，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实践过程。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5000亿元，企业数量超4500家，2035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有望达1.73万亿元。

　　人工智能的价值不仅在技术本身，更在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加速器”。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须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实体经济是人工智能创新科技应用“试验田”，从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到农业高效精准管理，从远程诊疗到金融领域智能风控……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逐步形成“技术—产业—市场”良性循环。“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是要通过产业创新场景倒逼尖端技术迭代，实现用技术定义需求，用需求牵引创新。

　　构建双向赋能机制

　　构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赋能机制，是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关键所在。构建双向赋能机制，意味着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产业创新则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提供丰富应用场景和市场反馈，二者形成良性发展数字生态闭环。

　　从技术赋能产业维度看，人工智能科技创新通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革新生产组织方式、催生新兴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产业创新持续注入动能。一要发挥数据要素的协同增效作用，推进数据要素与算力资源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模型性能高度依赖训练数据质量，而我国当前数据确权、流通、交易规则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尤其需加快政务数据开发利用，构建公共数据运营体系，探索“原始数据不出域、模型算法可迭代”的隐私计算技术方案。二应持续夯实数字经济底座，统筹推进全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持续降低企业用算成本。可在“数据产品超市”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等机制，释放数据要素对人工智能的“燃料”作用。三要形成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体系。加快推动场景应用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融合，形成“技术突破—场景验证—规模应用”的数智创新生态。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通过应用场景验证，以场景应用倒逼制度创新，以制度供给为技术迭代提供软件保障。

　　从产业反哺技术维度看，市场需求的精准反馈与产业实践的复杂挑战，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指明突破方向并提供“磨刀石”。首先，要以解决产业痛点为目标驱动核心技术攻关。亟须着力破解“卡脖子”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问题。当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究与国外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产业界对低成本、模块化解决方案需求迫切。其次，需引入耐心资本，加快建立“需求牵引研发、市场反哺创新”正向循环。此外，要以产业规模化应用激发人工智能飞轮效应。通过产业应用场景中海量、多模态的数据积累，为AI模型持续优化提供燃料。要以场景驱动创新，实施“人工智能+”“机器人+”行动，在制造业、医疗等领域开放典型应用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海南可在封关运作准备工作中进一步优化智慧海关、跨境数据流通等场景；在“五向图强”领域加快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智慧能源等产业，助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完善制度支撑体系

　　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构建相应监管体系，统筹兼顾创新激励与风险防范。宏观层面，需持续完善经济安全防控体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中观层面，需围绕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加强政策供给，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安全监管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风险预警机制；微观层面，要加强企业、高校和个人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体系建设。

　　首先，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坚持“自立自强、应用导向、安全可控”原则，持续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党建引领。党的领导是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推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通过国有企业率先探索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模式，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同时，加强各类企业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大对科技创新团队的引领力度，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其次，坚持安全可控与开放创新并重，筑牢人工智能安全防线。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需要“硬约束”与“软治理”结合。应结合世情国情省情，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算法监管、数据安全、伦理审查等制度，防范人工智能技术滥用风险。在医疗、金融、航空航天等敏感领域，需建立敏捷治理监管框架，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工智能法》出台，建立分级分类监管体系，在重点领域开展“沙盒监管”试点。可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试验田”作用，制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开放负面清单，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探索跨境数据流动、算法透明度等规则创新。

　　再次，进一步深化国际开放合作。人工智能是全球性技术，需在开放中实现共赢。一方面，在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基础上，广泛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及标准制定，推动规则和技术标准互认；另一方面，依托“数字丝路”、RCEP等平台，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国家在数据共享等方面合作，构建更加包容普惠安全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海南可依托博鳌亚洲论坛等平台，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的实践地。

　　【作者郑彬睿系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李小山系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本文系海南省马工程专题课题“‘数字脱钩’背景下海南自贸港与DEPA成员国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研究”（2024HNMGC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