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蔚林

　　“论坛服务保障工作做不好，我就引咎辞职！”时隔23年，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仍清晰记得，在筹办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年会时，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作为时任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是什么让他撂下这句“狠话”？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蔓延。在此背景下，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共同倡议成立“亚洲论坛”，旨在通过打造对话合作重要平台，为后续区域金融稳定、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思想引领基础。

　　为了争取论坛落户海南，海南省领导和省外办负责人多次赴京，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和推动这一构想落地。在获得国家层面的明确支持后，海南省又立即派出几支工作队伍，赴亚洲有关国家开展公关游说，为论坛创立争取国际支持，并开始探索论坛的运行模式和发展定位。

　　经过多方努力，2001年2月27日，我国国家领导人和26个亚洲其他国家的政要和前政要，以及部分专家学者齐聚万泉河畔，发起并见证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诞生。吴士存认为，博鳌亚洲论坛落地海南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博鳌亚洲论坛虽然是非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组织，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众多亚洲国家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论坛首届年会定于2002年4月举办，这意味着海南只有一年时间，让博鳌这个曾经寂寂无闻的海滨小镇改头换面。但是，鉴于论坛秘书处和海南方面都缺乏经验和磨合，大家对在海南举办如此大规模、高规格国际会议的困难预估严重不足。直到年会启幕，论坛主会场仍是一顶临时搭建的膜结构大棚，中心区也仅有一座勉强符合接待标准的金海岸酒店。

　　“主楼不到200间客房，对于2000多名中外参会代表及媒体记者来说显然是捉襟见肘。”吴士存说，包括他自己在内，不少人只能住在琼海甚至海口；与会代表在自助餐厅“抢”座位是“正常现象”，个别外国领导人演讲使用母语却没有安排小语种翻译等意外也屡屡发生，来自各方面的抱怨不绝于耳。

　　汲取了首届年会的深刻教训，吴士存及其团队顶着“军令状”的压力，铆足了劲儿向第二届年会发起冲锋——他们把年会举办倒计时挂在办公楼层的楼梯口，迅速建立起“战时动员机制、临时授权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并将每个环节细化成方案、每份责任落实到人头，对所有需要衔接的环节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全流程演练。

　　省外办还牵头开发了会务注册管理系统，明确所有代表都要通过该系统登记注册。这样一来，参会人员规模的底数就掌握了，主动权也就掌握在了我们自己手里。

　　论坛筹备工作还得到了各方大力支持，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论坛中方首席代表陈锦华亲自协调相关部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出任论坛秘书长。吴士存说，“这些同志知名度高、国际交流经验丰富，为论坛‘自带流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届年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吴士存印象深刻，年会告一段落时，省外办开了一个小范围的阶段性工作总结会议，“所有人都很激动，不少同事还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是无数个日夜辛勤付出后得到回报的真情流露。那一年，可以视为论坛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

　　“25年恍如隔世。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格局动荡、重组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中国已经处于或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吴士存说，与此呼应的是，博鳌亚洲论坛不仅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即将迎来新的更大发展机遇。其背后不可忽视的是，论坛服务保障工作机制不断完善、经验日益丰富，团队也更加年轻化和国际化，每一届年会都在服务保障、议题设置、嘉宾邀请、成果落地等方面实现了新突破、积累了新经验，也展现了令人感叹的新作为。（本报海口3月25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