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意薇

　　【编者按】

　　明代是海南科举史上的高光时刻，进士人数达62人，其中琼山（今海口）府城东厢攀丹村唐氏最为突出，共有6人考中进士（其中唐舟、唐亮和唐胄、唐穆为父子进士），约占有明一代琼州进士人数的十分之一。

　　攀丹唐氏可圈可点之处不仅在于其炫目的科考成绩单，还有大智若愚、清白传家的家教、家风。

　　海口市琼山区攀丹村的古榕树依然苍劲挺拔。翻开民国《攀丹唐氏族谱》，字里行间流淌着一个家族数百年的荣光。古人盛赞攀丹唐氏为“海外无双唐氏，天南第一攀丹”，这并非虚言。这个家族自宋末入琼，便科甲蝉联，清名远播，其秘诀不在于权谋机变，而在于一种看似“笨拙”的坚守——以愚守正，以俭养廉。这种“愚”，非真愚，而是大智若愚的厚道，是不计私利的纯粹。

　　烧掉借据，唐英不追讨亲戚债务

　　“焚券市义”的典故，源于《战国策》。孟尝君派门客冯谖去封地薛邑收债。冯谖到了当地，假传孟尝君的命令，将百姓的债券一把火烧光，以此替孟尝君买回了“仁义”的美名，成就“焚券”佳话。攀丹唐氏六世祖唐英的“焚券”，却有着比冯谖更高一层的境界。

　　洪武初年，唐家有位叫冯汉卿的亲戚，因需前往驿站买马公干，资金周转不开，便向唐家立据借款“白金五十”，唐英慨然应允。然而世事无常，冯汉卿未及还债便撒手人寰。此时，唐英手握借据，父债子偿，凭借据向冯家后人追讨，不仅是世俗常理，且在当时也受到法律支持和认可。或者退一步，唐英当众焚券，以此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也在情理之中。唐英的选择呢？其子唐舟追忆父亲时，凝练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先君子（已故父亲的尊称）即焚其券而不言。”

　　如果说冯谖焚券是为了替主人收买人心，带有一种政治投资的精明；那么唐英焚券，则是纯粹体恤亲族，且“不言”——不宣扬、不邀功。这种看似“愚笨”的举动，包蕴着对义利之辨最清醒的认知。在世人忙着算计时，唐英选择了“糊涂”；在世人忙着争利时，唐英选择了“舍弃”。在他心中，金银有价，而亲情与仁德无价。后来，唐英还创办义学，不计较学费，造福乡里。这些看似愚钝的轻财重义，实则是为子孙后代留存的无价精神资产。唐英的儿子唐舟、孙子唐亮，后来成为明代海南第一对父子进士。唐舟为官三十多年，官囊如洗，除了一些图书，没有多余财物。

　　学习颜回，冯银自得其乐

　　唐英的曾孙唐继祖，娶琼山才女冯银为妻。冯银自幼饱读诗书，才情卓绝。当她嫁入唐家时，面对的不是钟鸣鼎食的富贵，而是世代相传的清贫。然而，这位才女非但没有半分怨言，反而感叹道“是家风味可喜”。在她眼中，这种清白传家的“风味”，才是世间最难得的滋味。唐继祖的弟弟唐绍祖曾亏空公款被追捕，唐继祖不得不卖掉冯银的从嫁田来偿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冯银“亦无难色”，毫无怨言地支持叔郎渡过难关。

　　清代大儒朱彝尊《明诗综》记载了冯银的一段佳话。面对俭朴的生活环境，冯银不仅安之若素，还有一番超越世俗的见解。在读到颜回箪食瓢饮的故事时，冯银道：“吾虽居陋巷，朝焉命仆以耕，则有余食矣；暮焉督婢而织，则有余衣矣；暇与子观书，则有余乐矣。”冯银巧妙化用了东汉大儒董遇“三余”读书的典故。董遇曾说，读书要利用三种空闲时间：冬天是一年中的空闲，夜晚是一天中的空闲，阴雨天是平时的空闲。意在劝人惜时苦读。而冯银赋予了“三余”全新的治家与修身内涵：所谓的余食，是清晨督促仆人耕种，以此获得温饱之余粮；所谓的余衣，是傍晚督促婢女纺织，以此获得蔽体之余衣；所谓的余乐，是闲暇时与儿子一同观书，获得精神上的富足。

　　这种将“耕、织、读”融为一体的生活哲学，让冯银在清俭中找到了自洽的快乐。她自信地感叹：“吾其与颜氏之子同俦哉！”自己的精神境界，足以与安贫乐道的孔子弟子颜回相提并论。这种不慕荣华名利、以读书为乐的“愚”气，可谓攀丹唐氏清风在女性身上的生动投射。

　　愚者不愚，唐胄的精神突围

　　“伯祖况贤达，躅至应留芳……族光两籍此，高情乌谓忘？”当唐胄行至衢州，面对伯祖唐舟（号颐庵）曾经为官之地，写下这首《过衢感唐伯祖颐庵曾官于此》。唐胄追寻的不仅是先辈的足迹，更是一种早已融入血脉的清正家风。这种家风，在唐胄的人生中，化作了面对强权时进退自如的智慧与气节。

　　在颇有道家色彩的《愚窝说》中，唐胄以“愚窝”为喻，深刻剖析了处世中“巧”与“愚”：“巧视则愚，弃辩绝力，强视则愚。”如若面临的是投机取巧、阿谀奉承成风，那么“愚”的态度，不过是正直者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代名词。在精明算计的人眼里，坚守原则、不争不抢就是傻；但在唐胄看来，这种“愚”恰恰是一种从尘世污浊中解脱出来的大智慧。他向往的“愚窝”，并非真的是一个闭塞的洞穴，而是一个能让内心摆脱世俗束缚、回归淳朴宁静的精神堡垒。他感叹世人明明知道四处都是罗网陷阱，却依然争先恐后地往里跳，这种所谓的“聪明”才是最大的悲哀。

　　唐胄一生“处而有养，出而有为”，其行迹完美诠释了儒家士大夫审时度势、刚柔并济的风骨与性情。正德年间，面对大宦官刘瑾的滔天权势，唐胄深谙“邦无道”的危局，称病不回京赴任，甘愿遭贬谪而在琼州隐居，兴学重教，在韬光养晦中不断积蓄力量，静待拨云见日的时机。到了嘉靖朝，朝局初定，唐胄应召复出，立刻展现出铁骨铮铮的担当。当权臣郭勋请求让其祖先配享太庙时，他挺身而出，直言祖宗法度不可因私情而废。在襄王庄田征税的争议中，当户部尚书梁材因主张“官府代征”而被罢官，唐胄作为户部侍郎，坚持上奏支持梁材的初议，哪怕被罚扣俸禄也绝不退缩。这种不因同僚去职而改其志、不因个人得失而屈其节的勤勉，是他卫道精神的生动写照。在“大礼议”事件的余波中，面对嘉靖帝欲尊崇生父（不是皇帝）的意志，满朝文武缄默不言，唐胄坚守心中的道义，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写下《明堂配享疏》，据理力争，最终被下诏狱，削籍为民。

　　苏轼在历经宦海沉浮后，写下“惟愿孩儿愚且鲁”的诗句，以反讽北宋官场错勘贤愚；而攀丹唐氏一脉相承的“愚”，却是对心中道义的一腔赤诚。当繁华落尽，那些关于坚守与清白的故事，并没有成为束之高阁的训条，而是成为这个家族留给后人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