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已经行将进入耋耄之年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病榻上，面对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还说：“回过头来，这么多年培育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民国时期培育的大师相比”。 　　6年后，斯人已逝。但钱老的话言犹在耳，我们不由得回忆起民国时期，尽管政局动荡、内忧外患，战乱频繁，但却是个大师频出，群星辉映的时代。民国时期几近可以和诞生了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媲美。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了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一批令世人景仰的科学家，相当的一部分后来成为新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有的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人文科学领域，也涌现出辜鸿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梁实秋、徐志摩一大批大师级文化名人。用“灿若群星”形容那个学术时代，诚不为过。 　　《民国的底气》这本书，选取了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傅斯年等十二位或为人熟知、或为人所少闻的民国教授学者，采用参差互见的笔法，以小见大，从这十二位教授中投射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傲然风骨。从一件件趣闻轶事入手，令读者了解到大师们的卓尔不群，读来有趣却又引人入胜。 　　书中许多故事虽小，但见微知著，给人启迪。例如，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准备大学南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前往庐山与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等参加国是谈话会，商讨未来抗战时期的教育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定中日一旦开战，高等教育可以停办，或者将高教办成辅助战争的培训班。教化学，就可以生产炸药，教物理，就可以制造枪炮。另一种是梅贻琦、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等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提出建议，以美国一战时期把大批青年学生送入欧洲前线，导致战后缺乏人才教训为例，认为战时高等教育仍旧坚持常态。国民政府采纳了该建议，确定把中国北方一些大学迁居到西南，这才有了后来的西南联大。后来，西南联大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学术巨匠，福泽绵绵，惠及后世。 　　在《民国的底气》一书中，第一章就是写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的辜鸿铭。辜鸿铭独特的经历造就了学贯中西的成就，并拥有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留学英、法、德诸国，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语等9种语言。后人描述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900年，在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辜鸿铭被派往北京与早已相识的八国联军首领瓦德西谈判。那时的北京人说：“庚子赔款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得连鼻子都不会有”。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辜氏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作家毛姆曾专程拜访他。由此还引发一段趣闻。毛姆的朋友给辜写了一封信，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辜的小院，辜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次他因为装扮如乡下人被两青年用英文嘲笑，便留下一张用拉丁文写成的便条，上注英文：“你们若不认识上面写的是哪种文字，可于明天下午到北京大学来请教辜鸿铭。”两人看到纸条，听说这个乡下佬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其他大师的故事也很有趣味，可信手拈来。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汉语言文学之父”的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通晓多国欧洲语言，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一次，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演讲，赵任翻译。每到一处，他都用当地方言翻译。他在旅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在长沙罗素演讲完，竟有人和他攀老乡。二战后，赵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话，对方感叹：“你回来了，现在可不比从前，巴黎穷了”。 　　类似这样的故事，该书中还能找到许多。 　　阅读民国，不仅仅是在阅读一段历史和文化，更是在回望和追念一种精神。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远承魏晋之后，以独立姿态演奏出的一个华彩乐章。 　　不过，该书选取的12位大师都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先贤，却鲜有自然科学领域的人物，这也许是该书的遗憾之处吧。 　　●/社科选萃